《蝶恋花》鉴赏

时间:2021-08-31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作者以花暗喻妻子,通过写忍受离别的煎熬后回家看到的境况,表达了作者心中愧、悔、爱、怜齐集的复杂心情,抒写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的感叹。

《蝶恋花》鉴赏

  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

  朝代:清代

  作者:王国维

  原文: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翻译

  行遍天涯,看尽人情。想不到重回故地时,故人已如花飘零。忆当时与她花下别离,相对无言,只有离愁别绪噎胸间,现在只剩绿窗青天如故,却已非当时风景了。

  想在这萤萤孤灯下细诉相思,新人如玉好,旧人无奈向谁边?早知道这世间美丽的东西都不长久,都难长留,明镜空在,何处得照玉颜,恰似花儿飘落,只余空枝残干,显我孤清。

  注释

  ①阅:经历。

  ②不道:不料。

  ③如许:像这样。

  ④绿窗:绿色的纱窗,指女子居所。韦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⑤朱颜:青春年少的容颜。李煜《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辞镜花辞树。

  鉴赏

  “阅尽”三句:我早已历尽天涯离别的痛苦,想不到归来时,却看到百花如此零落的情景。三句甚好。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加倍写来,意尤深厚。

  “花底”二句:我跟她,在花底黯然相看,都无一语。绿窗下的芳春,也与天时同样地迟暮了。“无一语”,益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人们年华迟暮。

  “待把”三句:本来准备在夜阑灯下,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娱,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

  最 是”二句: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离树飘零的落花。“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

  【创作背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长期奔走在外的词人回到家乡海宁。夫人莫氏原本就体弱多病,久别重逢,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感伤。这首词,或许就是此时而作。“阅尽天涯离别苦”,开篇即直陈久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静安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的:时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分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说“一切少男少女皆将如扫烟筒者同归于灰烬”,这正是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之深意。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1924-1930)”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