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薇：经历了生活的突然变故，会因此而觉得上天不公平吗?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在遭受巨大痛苦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悲伤?

　　迟子建：起初，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确实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一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而我幸好还可以写作，在写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我觉得已经化解了命运的不公，写完后就解脱了。它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接近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在写作中，我放下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

　　王薇薇：是的，看得出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有你对爱人最真切的感情。而在小说里，你把他设计成一个魔术师，太恰当了，简直是神来之笔。

　　迟子建：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的爱人就像一个魔术师，他给我变出了四年幸福的时光，最后命运又把他变走了。

　　王薇薇：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便是《伪满州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否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转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州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不占优势。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亲眼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的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是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在式微的过程，是一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