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时间:2021-08-31

  《长恨歌》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

  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