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爱与美——行将凋零

　　疏离了政治，远别着丑恶的都市文化，沈从文在湘西营造着爱与美的天地，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 的人生之常。从表面上看，《边城》中展现的是梦幻般的世外桃源图，翠翠代表着完美的“人生形式”，但是，正如汪曾祺所言：“《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8] 在风雨如磐的30年代，神州大地无处不在大动荡的巨变之中，虽然沈从文力图回避时代主潮，但时代的焦灼感不可能不萦绕着他;即便是湘西环境闭塞，尚能自处，但依然抵挡不住社会的巨变。沈从文在倾心营造理想的人生形式时，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世界的喧扰和威胁：“‘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现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3](p2) 兵乱中的屠戮，穷困中的愚昧都导致了那里的人民对自我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无力把握，这在沈从文众多作品如《柏子》、《丈夫》、《萧萧》中都有所体现。而《边城》之后的长篇小说《长河》更是描绘出湘西农村正直朴素的人情美、人性爱在都市文明冲击下无可奈何的瓦解和丧失。

　　把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带有原始特征的文化环境中去表现，这是作者的睿智，也是作者的无奈。沈从文，这个远离了乡土的“乡下人”，他所直面的毕竟不是纯净的湘西故土，而是充满着喧哗和骚动的都市、欲望化功能化的都市文明以及乡土文明在“现代”二字冲击下日渐消亡的残酷现实。因此，作者在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于过往文明时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往事不再和故土永失的深沉焦虑。创作主体的这种心态投射在作品中，便形成了对爱与美的讴歌和对美好不能持久的忧虑，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行将凋零的爱与美”。

　　总之，作者通过对“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3](p5)的描写，讴歌了具有爱与美的人性和生活，同时也在为时代大力挤压下爱与美的行将失落而深感焦虑。这种情结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随处可见，也十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