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是很注重形式的。他的“习作”里诚然有一些是形式重于内容的。比如《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月下小景》摹仿《十日谈》，这是无可讳言的。“金狼旅店”在中国找不到，这很象是从塞万提斯的传奇里借用来的。(神巫之爱》里许多抒情歌也显然带着浓厚的异国情调。这些写得很美的诗让人想起萨萨的情歌、《圣经》里的《雅歌》。《月下小景》故事取于《法苑珠林》等书。在语言上仿照佛经的偈语，多四字为句;在叙事方法上也竭力铺排，重复华丽，如六朝译经体格。我们不妨说，这是沈先生对不同文体所作的尝试。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沈先生的重要作品，只是备一招而已。就是这样的试验文体的作品，也不是完全不倾注作者的思想。

　　沈先生曾说：“这世界上或有热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他对称他为“空虚”的，“没有思想”的评论家提出了无可奈何的抗议。他说他想建造神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什么是他所说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反对基督的那种“人性”。简单地说，就是没有遭到的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没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坏前中国土著的抒情诗一样的品德。我们可以鲁莽一点，说沈从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沈先生对他的世界观其实是说得很清楚的，并且一再说到。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 ‘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他所说的“常”与“变”是什么?“常”就是“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籍了多少抒情诗气分”。所谓‘变’就是这些品德“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从学习中去认识”。“常”就是“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变”就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常”与 “变”，也就是沈先生在《边城》题记提出的“过去”与“当前”。抒情诗消失，人的生活越来越散文化，人应当怎样活下去，这是资本主义席卷世界之后，许多现代的作家探索和苦恼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的压倒的主题。这也是沈先生全部小说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