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从文早年的人生经历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沈从文在靠近湘、黔、川边界的一个小山城——湖南凤凰县城诞生。沈从文父亲受“欧风美雨”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年轻时便从军入伍，后因谋刺袁世凯事机外漏而逃亡关外。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童年的沈从文调皮而任性，“逃学”是沈从文每天面对的课题。

　　而然，凤凰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城，一切适应城镇居民生活需要的设施却应有尽有，伞铺、皮鞋店、剃头铺、染坊、豆腐作坊、肉案、扎冥器铺子等，城外有种田、杀牛、打铁、破篾、烧瓷器等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城内有城乡汉、苗、土家等不同族别的居民，由于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决斗经常出现，城外有监狱和犯人处决后被野狗糜碎的尸首，城边有河和阡陌交通的稻田，以及延绵不断的山岭，有树木、昆虫、鸟兽，这些组合而成的大千世界，成了沈从文看不完学不厌的“大书”。

　　在《沈从文自传》里沈从文曾这样描写自己的童年生活。

　　“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脏东西，一面还唱着山歌气主人。”

　　学会的爬树、钓鱼、捉蟋蟀、斗鸡、翻跟斗，乃至于掷骰子、打架、骂人、说野话，偷人家东西，这些充满野性的自由，完成了沈从文别于正规作家的启蒙教育。

　　沈家一直怀着“再来一个将军”的梦想，祖母将这梦想放到沈从文的身上⑸。一九一七年沈从文按照当的习惯参军入伍，进入了“不可知的人生漩涡”。

　　五年多的军队生活，沈从文于湘、黔、川三省边境和沅水流域的辰州、芷江、常德、桃江、保靖、龙潭等城镇辗转流徙，经历了“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⑹。

　　沈从文刚到辰州不久，由于军队内部矛盾，军官枉法敛财，“清乡除了杀人外毫无其他成绩，军誉极坏”，引起了民众的剧烈憎恨，部队不时遭到当地山民冷枪袭击。一次，部队被指派到芷江“清乡剿匪”，途中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被鄂西“神兵”和“民兵”袭击，除旅长外全军覆灭。沈从文因为年龄尚小留守辰州，这一“偶然”的安排使他能在“偶然”的灾难中死里逃生。经历这些事情，沈从文开始领悟了人的生死源于“偶然”。

　　一九一九年八月，沈从文如一缕失去根基的浮萍遣散回家。由于“家中实在呆不住”，同年十月沈从文再次离家出走，到芷江因一个任警察所长的亲戚的关系，被留在所里当办事员。在芷江沈从文认识的一个“白脸男子”，这“白脸男子”有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的姐姐让沈从文着迷。

　　一些在常人看来值得去珍惜的东西，却在生活的戏剧里失去。老板女婿没有当成，“白脸女孩子”也随之“失踪，沈从文又在一次命运的偶然中得以继续前行。也许当时我根本还没有总结出生命这种潜意识存在的理论，但他从内心里已深深的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沈从文这样写道：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主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财产的商人女，我一定做过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也许因为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年轻的沈从文骨头里就有一种不安于命运，不满于现状，勇于打破常规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使他长期奔波游离，创造命运的奇迹，创造中国近代文学历史的奇迹。沈从文整个八十六的生命历程就是一个“偶然”重复着偶然的过程。

　　芷江恋爱失败后，沈从文再次选择“离开”。在常德生活无着落的无奈下，得同乡的介绍到桃源找贺龙，两个月后，实在忍受不了“这份日子”，同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押送军服到沅水不游的保靖。 “在保靖多方托人说情，要求入伍，终无结果，便一面在朋友熟人处趁饭，一面帮军队里做秘书的朋友抄公文。有一天，偶然被一姓熊的高级参谋发现，得到赏识，做了一名司书。不久沈从文怀着去巫峡的秘密，自愿随军中一部队去川东龙潭，半年后待看巫峡的希望落空，在龙潭又无事可做，便返回保靖，在人手下任书记，直到离开湘去北京。”⑺

　　在充满戏剧性的早年生活经历中，沈从文的命运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他和所有的湘西青年人一样，于历史条件下各种必然和偶然的波浪尖沉浮。然而，由于他与湘、黔、川边境码头、山村、城镇各种各样人物的直接接触和交往，他看到了生活中隐蔽的一面。

　　“在驻守怀化期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亲眼看见军队杀了两千多人，在芷江四个多月看杀人一千，在杀与被杀之间，有钱的只要缴纳捐款就可以取保释放，无钱的或因仇家乡绅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到时押出市外砍头”⑻。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经常由几个士兵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挑着两颗人头到总部去，而这个人头常常是这孩子的父亲或叔伯。人世间这种丑陋残酷的另一在深深撞击沈从文的心灵。

　　还有一些发生在湘西的荒谬怪诞的事。在怀化商会会长年纪极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埋藏后，一个本街卖豆腐的年青汉子，将尸体从坟墓里挖出，背到山洞里睡了三天，被发现后捉来正法，面对砍头却满不在乎，甚至还有几分得意。

　　受“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一九二三年夏天，沈从文离开湘西，独自一个人到北京去，住入酉西会馆。沈从文去北京的目的是“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⑼。然而，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沈从文却无法进入大学的大门，只有以旁听生的名分在北京大学听课(这时候他已迁入北大附近的汉园公寓)。由于没有工作，写的文章又不能发表，沈从文的生活陷入困窘。给郁达夫写信之后，在郁达夫的作用下认识了徐起摩、胡适之、林宰平、陈通伯、丁西林、杨今甫、胡也频、丁玲等人沈的文章才不断得以发表。

　　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域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进入这个古老民族的心脏。在北京，沈从文亲身体会到了清王朝和几千年封建政体已解体、散落，同时感受到了新时代带来了某种腐败和堕落。

　　在北京生活期间，沈从文虽然在文学创作表现出了让人注目的成绩，但是这个“只有小学学历、不懂英文、不会说北京话、甚至搞不清新式语文语法的“乡下人”，却常常被人歧视、嘲笑和不理解”⑽。杨早在《他为什么跑警报》的文章中写到这样一个秩事：“一个闯入都市的乡下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溶入其中……教《庄子》和《文选》的刘文典跟沈从文一起‘跑警报’，突然刘立住了脚，发出了一句呵斥，声音很大，连渐渐迫近越来越响的敌机声都淹没不了：‘我跑警报，是因为我死了以后没有人教《庄子》，沈从文为了什么?’”。由此可见，挤入都的沈从文是孤独寂寞的。

　　经朋友的介绍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谋得一席职位。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爱上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张兆和出生富贵门弟，开始对沈从文这个傻头傻脑的老师并动情，对沈从文如雪片般的求爱信不屑一顾。面对张兆和的冷漠沈从文始终表现出一种义无返顾的执著，但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期间他曾追忆在湘西遇到的爱情。感情对内心的直接冲击，没有都市生活经验的沈从文对人生爱情价值有新的理解，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之下，一九三三年九月幸运地和张兆和结为伉俪。沈从文把这一幸事看成“是一种偶然，一种用意志和理性作成的”⑾结果。

　　爱情和婚姻的成功，给沈从文莫大的安慰，他的创作也进入了高峰期，一九三四年他的代表作《边城》就这样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