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时间:2021-08-31

  白居易闲适诗蕴含着哪些思想精神呢?读了白居易的诗歌是否可以详细了解到?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混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