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茶人”白居易

时间:2021-08-31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酷爱茶叶,自称是“别茶人”。读白居易的诗作,不难发现诗人一生的嗜好惟诗、酒、琴、茶。他在饮茶时,对茶、水、具的选择配置和候火定汤很是讲究。杭州灵隐韬光寺的烹茗井,相传是当年白居易烹茗处。

  白居易是唐朝极负盛名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很有品位的茶客。他酷爱茶事,自称是一个“别茶人”。即使在今天,白居易也是一位品茶高手。他老人家一生写了二千多首诗。提及茶事的有六十三首之多,应居唐朝诗人之冠。每每精读白居易茶诗,伴着一丝半缕茶香,不禁遥想大唐之茶韵,领悟香山居士之茶魂。

“别茶人”白居易

  自称“别茶人”

  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的时候。一天,他收到四川忠州刺史李宣给他寄来的一包新茶,品后,正在病中的他,欣喜莫名,顿感病情好了许多。即刻提笔赋诗一首:“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先寄人,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收到新茶时的心情实在是高兴,同时也对朋友赠茶表示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白居易一生的嗜好,应该说,是诗、酒、茶、琴。“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在此诗里,白居易认为能够与自己相依相伴的,惟有琴和茶了。在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写作中,他几乎是离不开茶的,为了这个,他写道:“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

  白居易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对茶能激发诗兴的作用他说得更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些是说茶助文思,茶助诗兴。以茶醒脑的。反过来,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

  山泉烹茶

  由于白居易喜好饮茶。因此。他的朋友们就不断地给他邮寄茶叶来。白居易在九江期间,先后给他邮寄过茶叶的人,有好些个。这些人是:忠州刺史李宣,常州刺史杨虞卿,工部侍郎杨慕巢。朋友们寄茶来,白居易睹物思人,不禁有些伤感起来:“不见杨慕巢,谁知其中味?”

  白居易饮茶。十分讲究,对茶叶、水、茶具和煎茶的火候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有诗为证:“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于爱茶人。”他烹茶,喜用山泉。但最爱的水是雪水,他说“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

  开荒种茶

  在九江期间,白居易闲暇无事时,就开垦荒地,自己种植茶树,其茶园就在香炉峰遗爱寺旁的茅屋后。在这里,白居易吟诗、品茶,听飞泉,看白莲,把一个漂泊与流落的时光倒也过得悠游自在。

  后来,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西湖的香茗美景使他迷恋不已。这期间,他时常邀约朋友吟诗饮茶,尤其经常与灵隐寺的韬光禅师一道汲泉煮茶,笑谈古今,并因此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一天,白居易以诗代信叫韬光禅师到城里来:“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然而,韬光禅师不肯前往,也以诗回应:“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城市不堪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白居易无奈,只得到灵隐寺去将就韬光禅师,于是二人在灵隐寺的烹茗井旁,饮起茶来。

  拓展:

  白居易的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7]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