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