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立秋，今天立马大雨倾盆，浇去了夏的酷热。有时候想想其实改革也是这么回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老百姓生活的水生火热，受不了了，改革之路就像一场大雨应运而生。我本人特别喜欢看改革方面的书籍事例，从商鞅变法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事件，我都花时间研究过，刚好可以结合起来谈谈神圣罗马帝国中宗教改革。

　　詹姆斯·布莱斯在第十九章中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了宗教改革对帝国的影响。在宗教改革出现的时期，帝国的皇帝是查理五世，可以说他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谈及他时，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本人对于旧教的倾向，除开他是欧洲最顽固的家族中的君主，他的皇位必然使他成为教皇的同盟者”。这位皇帝很奇怪，在总结改革之初的帝国会议上，是对改革持反对意见，而后不断的摇摆。而对于宗教改革的性质，他的定义是“有人认为宗教改革是俗人对教士的一种反抗，或者是条顿诸族对意大利人的反抗，或者欧洲君主国对教皇们的世界君主国的反抗。”但不管怎样，宗教改革最后所确定的“教随国定”的政策，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的大分裂，因为这项原则重申并巩固了德意志中世纪领地邦国的分割状态，致使各地自雄的教俗诸侯成为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大的领地诸侯不仅像国王一样享有收税、铸币、司法权和军事权；“教随国定”之后，他们又有了确立宗教信仰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宗教革命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所以，经过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后，神圣罗马帝国终于有了“教随国定”，有点类似于之前论述的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但性质却从根本上不同。神圣罗马帝国改革的初衷是打击教权，巩固皇权。但是一番改革之后，教权虽受到削弱，但皇权也因此分散，完全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七伤拳”——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体系，彻底摈弃斯大林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骤然放开的舆论氛围使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同时，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时苏联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而赖以生存的政体也从联邦变成了松散的邦联，最终积重难返难逃解体命运。

　　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失败归结于两点：一是起步太晚，二是准备仓促。可以看出，改革必须因势利导，急不得也缓不得，一步一个脚印，稳打稳扎才行。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让帝国和宗教都收到沉重的打击，而最后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大诸侯，大量的小诸侯和自由城市在历史进程中消失，大的诸侯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合并或者完全独立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所以，用一句成语形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