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钓鱼城之战中的 “炮战” 新议。

　　钓鱼城何以成为南宋抗蒙战争的中流砥柱？ 何以能够创造 36 年顽强屹立的军事奇迹？ 与川北诸抗蒙城堡纷纷溃败归降相比， 是什么原因和力量支撑合州钓鱼城坚守？ 除坚韧不拔的爱国 “抗战” 精神外，是否还有技术层面的原因？ 南宋宋蒙战争前期， 陕南、 川北诸关隘和城堡相继失守， 主要原因是南宋四川的抗蒙军队在战争初期对蒙古骑兵的军事行动、 战术特点不够熟悉， 同时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 因此苦竹隘、 大获城、 运山城、 青居城等纷纷失守， 而钓鱼城的筑城防守则是在南宋军民与凶悍的蒙古军经过较长时间的战争实践， 特别是在总结南宋频频军事失利和蒙古军战略特点的背景下的军事筹措， 显示出南宋山地防御战的逐渐成熟。 钓鱼城防御战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总结的重要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 其一是 13 世纪 50 年代， 蒙古已经深入西南地区大部， 嘉陵江中游合州一带已经成为扼守南宋川东乃至夔峡防线的关键。 若合州、 重庆、 夔州再失守， 南宋的长江上游防线必然大门洞开，南宋灭亡将指日可数。 其二是南宋川峡爱国志士孟拱、 余玠、 王坚、 马千、 张钰等将领吸取宋军在陕南、川北军事失利的教训， 将合州钓鱼城作为长期抗击蒙古的最重要的堡垒营建。 他们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充分利用钓鱼城山地的地形特点科学筑城， 对城防的城门守备、 攻防节点、 水源、 地道等皆有精心的布防安排， 因此， 能够对付蒙古军一次次的猛烈进攻。 南宋时期正是中国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热兵器时代转化的重要阶段， 炮战在钓鱼城防御战特别是导致蒙哥大汗的败亡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钓鱼城的 “炮” 是中国古代的抛石机， 如果真是如此， 则仍然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 对此我们认为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从宋代兵器发展史角度看， 早在北宋仁宗时期曾公亮所着军事学专着 《武经总要》 中就记载有一种叫 “霹雳炮” 的重型杀伤性武器， 并对其制作方法及其材料有具体的说明。 “霹雳火球， 用干竹两三节， 径一寸半， 无罅裂者， 存节勿透， 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 和火药三四斤， 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 球外加傅药。 若贼穿地道攻城， 我则穴地迎之， 用火锥烙球， 开声如霹雳， 然以竹扇簸其烟熖以熏灼敌人。”[ 7 ]前集卷十二守城概括地说， 这种 “霹雳炮” 是以火药为爆炸物， 以 “薄瓷” 即瓷器碎片为弹丸， 以巨竹为炮筒， 通过远程发射， 对付攻城之敌。 这是中国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枪炮等 “热兵器” 过渡的重要见证。 据黄时鉴研究， 早在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中火药就已经在攻城战斗中普遍地运用 . 火炮在中世纪的城市攻防中意义甚大。 陈规 《守城录》 说： “攻守利器， 皆莫如炮。 攻者得用炮之术， 则城无不拔； 守者得用炮之术， 则可以制敌。 守城之炮， 不可安在城上， 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 城外不可得见， 可以取得。 每炮于城立一人， 专照斜直远近， 令炮手定放。 小偏则移定炮人脚， 太偏则移动炮架； 太远则减拽炮人， 太近则添拽炮人。 三两炮间， 便可中物。 更在炮手出入脚步， 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 若欲摧毁攻具， 须用大炮； 若欲害用事首领及搬运人， 须用远炮。 炮不厌多备。 若用炮得术， 城可必固。 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 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 9 ]卷 2 陈规， 守城机要在宋蒙战争中， 宋蒙双方均在使用 “炮战”, 并且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在襄阳之战中， 元军的 “回回炮” 威力巨大， 时人称之为 “天雷”. 《元史》 卷 126 《阿里海牙》 记载， 元将阿里海牙进攻襄阳， 云梯、 地道战皆无成效， 最后用 “炮” , “一炮中其谯楼， 声如雷霆， 震城中， 城中汹汹， 诸将多逾城降者。 ” “声如雷霆” 显然并非单纯的抛石机所为， 而有火药爆炸的功效。 到南宋末年宋元最后一战即着名的涯山海战中， 宋元双方更是使用 “火箭”, 即用火药作为发射动力并且有较大爆炸杀伤力的 “热兵器”. 文天祥当时被俘在敌酋张弘范战舰上， 亲眼目睹了此海战的情景， 并作诗记之。 其中就有 “一朝天昏风雨恶， 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 流尸漂血洋水浑。”[ 10 ]卷 19 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为之诗曰这种实景记录， 元军方面的前敌主帅张弘范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 “炮轰如雷， 矢下如雨， 龙骇鱼惊， 蛟奔鲸遁。 不三四时， 彼军大败。”[ 11 ]卷 13 平崖山记早期 “火炮” 在战争中的威力与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导致 1259 年蒙哥之死的攻防战中， 宋军王坚使用的 “炮” 虽然各种史乘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从汪德臣、 蒙哥为 “炮风” 击中殒命的情形看， 应该并非 “抛石机”, 而是具有火药爆炸功效的 “火炮”. 这种推定， 依据有二， 其一是在合川钓鱼城遗址上， 宋军制造火药的 “九口锅” 遗迹至今犹存， 而且经过中央军委的专家认定。 其二是钓鱼城的诸多文献记载都提及蒙哥中 “炮风” 而受重伤。 如附载于万历 《合州志》 卷 1 《无名氏记》 言：

　　“宋将军王坚婴 （撄） 城固守， 百战弥厉”, 蒙哥窥探宋军兵营， “为炮风所震， 因成疾， 班师至悉军山，病甚”, 旋即告薨。 乾隆四十年 （1736 年） 陈大文作 《钓鱼城功德祠碑》 云： “宪宗为飞石所中， 致疾而殂。 ” “声如雷霆”, 应该是弹丸落地后巨大的爆炸声， 也即王坚钓鱼城军营发射的火炮爆炸后的巨大的爆震效果， “炮风” 则是火药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和能量， 如果仅是抛石机所为， 当不会有这么强大的杀伤力。 所以， 钓鱼城发射的应该是 “火炮”, 至少也是混杂有火药爆炸物质的 “石矢”, 而非传统抛石机抛出的石块。

三、 怎样从历史角度理解钓鱼城抗蒙元的历史意义。

　　在 1991 年首届合川钓鱼城学术研讨会上， 有学者提出元朝统一是历史的最高原则， 降元是钓鱼城的正确归宿[ 12 ] 118-125. 我们认为南宋钓鱼城数代爱国将士坚守 36 载， 可歌可泣， 永远值得景仰歌颂， 不能因为元朝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 就否定南宋末年余玠、 王坚、 文天祥、 陆秀夫、 张珏等人英勇抗击蒙元的义举， 更不能说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 蒙元军队南下进攻南宋与后来满清入关南下一样， 皆以烧杀抢掠的血腥军事征服开道。 如四川在唐和北宋时期经济富庶繁荣， 唐代有“扬一益二” 的美誉， 宋代四川城市经济更是空前繁荣。 据署名元人费着所撰 《岁华纪丽谱》 记载， 战前成都是 “列肆云罗， 珠贝萤煌于三市； 居人栉比， 尤豪繁盛于五陵。 俗尚嬉游， 家多宴乐。 犬子扬雄之故里， 文翁石室以犹存， 所以时有才名， 好藏文籍。 劝分务樯， 俗久返于淳和； 说礼敦诗， 门竟成于邻鲁。 既富且庶， 役寡赋轻， 古为奥区， 今尤壮观。”

　　然而蒙古进攻四川， 却使数百年西蜀繁华之地迅速凋敝残破， “昔之通都大邑， 今为瓦砾之地， 昔之沃野奥区， 今为膏血之野。 青烟弥路， 白骨成丘。 哀恫贯心， 疮痏满目， 譬如人之一身， 命脉垂绝， 形神俱离， 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 13 ]卷 84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往往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又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之时， 知其不可为而为，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 真正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正气和气节。 钓鱼城将士最后在社稷已亡、 天下归一之时， 为保全 10 多万全城军民的性命而选择放弃抵抗， 开门归降也是至善之举， 无可厚非。 钓鱼城 36年的坚守已经足以显示南宋爱国军民的智慧与顽强， 最后放弃抵抗、 归降元朝也是识时务之举， 无损于钓鱼城作为南宋汉族人民英勇 “抗战” 的光辉。 钓鱼城之战取得了南宋抗击蒙古的重大胜利， 但意义不宜夸大。 汪德臣、 蒙哥的被击伤亡有很大的偶然性， 正如北宋澶州战役宋军远射弩杀肖挞览、 南宋采石之战完颜亮突然被击杀一样， 蒙哥的死也是十分的偶然， 并非是南宋军事实力超强使然。 实际上， 在整个南宋的川东保卫战中， 宋军始终处于劣势和守势， 山城防御战本身就是被动防御的体现。 在南宋后期的西部宋蒙战争中， 除王坚在 1251 年曾经主动北上长途奔袭兴元 （今陕西汉中） 外， 绝大部分时间均为被动防守。 因此， 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并非实力上的胜利， 而是军事上的侥幸。 蒙哥败亡合州钓鱼城下的消息传至临安， 着名诗人刘克庄作有 《蜀捷》 诗， 诗云： “吠南初谓予堪侮， 折北俄闻彼不支。 挞览果歼强弩下， 鬼章有入槛车时。” 就是这一认识在当时的反映。 我们认为钓鱼城之战的精神意义和间接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的军事意义， 在国势日蹙的南宋后期为艰苦卓绝的抗蒙战争注入了强心剂， 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蒙斗志， 也因此延缓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也在 13 世纪世界范围内抗击蒙古的战场因蒙古可汗的突然身亡， 客观上中止了蒙古军对欧洲、 非洲战场的进攻态势， 其 “世界史意义” 盖不出此。 钓鱼城弹丸之地实在不能抵挡漫山遍野而来的蒙古大军， 对南宋钓鱼城这个扎在川东丘陵地区的 “钉子户”,蒙古本可以完全采取围而不打、 长期围困而使其自生自灭的战略战术， 南取重庆， 东征夔州， 没有必要使主力军队拖在钓鱼山下长达数月。 只能说王坚等利用了蒙哥倔强而刚愎自用的 “一根筋” 性格， 利用坚壁清野和激将法的战术让蒙哥大汗犯了军事战略上的致命错误， 不仅自己殒命蜀地， 也使其征服世界的目标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