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展行政学的理论论文

时间:2021-08-31

继承和发展行政学的理论论文

  在本世纪初传统行政管理理论时期以古立克、厄威克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学派和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学派等,着重研究正式组织理论,强调革新行政方法,提高行政效率,遵循行政程序,严格行政法规,但是他们忽视人的愿望、动机和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行政行为和效率的影响,其观点适用范围有限。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三大学派形成行为科学理论,针对传统行政理论不足.着重研究人性。以孟斯伯格(HugoMiinster-berg)的科学管理与心理联结论、梅尧等人的胡桑试验学派和巴纳特的权力理论以及麦葛格罗的y理论等组成的人际(群)关系学派,以李维特(HavoldJ?leavitt)的行为模式说、马斯娄的需要层次说、何兹伯格的二元因素说、马克利兰(David<:?Meclelland)的成就动机说和佛鲁姆(VictorV?ioom)的期望值与期望说等组成的激励动机学派(平衡系统理论),以赫曼(GeorgeC.Homanns)的社会测量说、以雷兹(JosephReitz)和谢立夫(M.Sherif)的团体冲突说等组成的团体动力学派(社会系统理论)。这一时期的理论突破传统行政管理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研究重点由事扩展到人的心理和行为,由主观价值判断为主转为以验证方法为主,由消极限制到激发职工行为,由静态到动态改变对人的看法,用积极的措施满足职工的愿望。但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人的自觉性,把人的自我管理理想化,忽略组织制度、结构和法规的作用,忽视周围环境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因传统的和行为科学理论皆有所偏-在I960年前后,出现了系统理论时期,他们着重研究行政环境,由系统、生态、权变三大理论组成,即以赫尔(RichardH-Hall)为代表的环境系统说.以帕森思为代表的组织系统说,以卡斯特和罗森韦格为代表的组织界限与开放说组成的系统理论;以高斯、雷格斯、张金鉴为代表的生态(发展)理论;以卢生(Fredluthem)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假说、以吉勃生(JamesL?Gibson)为代表的权变组织设计说,以谢恩(E?H?Schein)的组织人与管理措施、以卡里索(HowardM.Carlisle)的情势变数与权变管理模式说组成的权变理论。这一时期理论家认为,既要从静态(法制)观点研究组织作用,又要从动态(行为)观点研究人的作用,还要注意研究组织、人员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组织应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和工作程序,因此,它又是一个开放系统。这样对组织的认识由封闭观到开放观,视组织为.内部静态因素与外在动态因素的结合体;注重对组织的整体分析,既考虑外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又研究组织内部次级系统的内容并加以整合?形成完整统一的组织;强调管理制度与内环境(人、事、财、物等)和外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具有弹性,通权达变。他们虽开创了行政理论的新里程?但仍有不足之处,主要是重视管理制度的适应性,守成有余,忽视革新性,促进环境改变,使管理制度日趋理想;强调整体分析,范围广,费时耗资,使管理者不敢轻易下决心,如拖延不决,问题更难解决。同时.权变理论注重个案的处理方法,轻视一般原则与方法,给学习培训工作带来困扰。

  各个时期的行政学家除了探讨上述理论以外,还从各个侧面研究行政理论。许多学者研究行政领导理论.其中从1930年到1950年有戴维斯(KeithDavis)、斯杜地CR.M.Stogdill)、泰罗(O.Tead)等为代表的的人格待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人格决定领导成败>从950年起有巴纳特和李彼(R.Lippitt)、费雷(Filley)及敖斯(House)等为代表的情势理论.认为领导必须适应客观的形势和环境变化,根据不同的变数(地理环境、人员素质和社会心理等)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才能制胜;还有功能理论.认为专家应领导专业.专家的专业知识决定领导的成败;部属理论.认为“强将手下无弱兵群分拥护与否决定领导成败,折衷理论.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取决于主观与客观的密切配含;此外,溥连奇(JohnR.PFrench)和芬iBertramRaven)等提出影响决定论.认为领导就是影响力,影响力的大小决定领导的.胜负。影响力与权力地位没有必然联系.有权力的人不一定个个都能影响人.有影响的人不一定个个有权力。

  八十年代以来,我H忾%行政管理学.不仅介绍了现代行政管理理1&,而且把芒“三论”和新“三论”的理论观与逐步引进到行政管理学科中。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垂础的我囯行政管理学兼容并包.正在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在吸收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行政管理历来的经验.探索适S令日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是广大行政学者和行政工作者责无旁贷的重任。

  从系统观点来看,行政管理对社会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子系统,对各个行政部门来说,它又是一个大系统。因此,必须用系统理论来指导行政工作。我们总结新中国40年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为什么每隔10年失误一次.50年代末大跃进,60年代末大动乱,70年代末洋冒进.80年代末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者决策常常缺乏系统观念,进行封闭式的自我调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决策的短期行为.加剧社会公共事务的无序性和不平衡性,造成工作的被动局面,积重难返。痛定思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行政事务、人员及其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处于经常变化之中.开展行政活动不能顾此失彼.要认真选择各种事物的最佳联结点,即中点,以保持动态平衡a这就是说.在行政管理中要坚持适中的原理,因势(时、地、人、财、物等)而异.把握关节.促进公共事务的协调发展。

  适中论的要点:

  (1)“中”是一个哲学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相互联系之I'h]=党、政、企、事、团('体)和工、农、商、学、兵是互相联系的.各项行政活动(决策)必须有助于密切它们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为此,要确认它们之间联结的关节,这关节就是“中”。“中”即“正”:过去常说矫枉必须过正.过正才能矫任。其实.轿任不能过正.过正就不能矫枉。

  (2)世界万事万物充满矛盾.有予盾就有“中”,有多少予盾就有多少“中因此,"中”是?彦透并包含两个对面的统一体.它们彼此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既联接两极的矛盾.又协调两极的关系,它既是矛盾对立的产物.又是矛盾统一的契机。每一具体行政工作、环节和项目都有“中”。人事工作中的奖惩、工资和福利等;办公室处理问题、经费开支和各项决策都要适中,适中则行,行则成;反之,失中则乱,乱则误。

  (3)社会公共事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因而,在行政管理决策时,不能把“中”看成为固定不变的枢纽,两头一般长,四周一样齐,而应该随时移易,以变应变,。不仅要遵循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还要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环境相适应,使“中”上下贯通,左右相联,符合行政之道。它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才能保证行政管理在竞争的社会里取得主动权。为此,需要不断调整各种关系(政治权力、经济分配、社会结构等),“中”是调整的动作,又是调整的目的,缓和矛盾,共求生存和发展。从运动平衡的角度上来说,中则平,平则和,和则谐,各项事业发展就有新的希望。所以,行政领导应及时解决社会上种种错位现象,本末有序,主动地、合理地调节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的正当权力和利益,切实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提倡正确的价值观念,既反对精神万能,又反对金钱至上,就可能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新的生机,逐步达到理想的目标。

  (4)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极端,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两个极点,还要不断调整中点。好比物理学上把握物质重心一样,在改革和建设事业中,也要把握其重心,才能保持动态平衡的局面,使社会稳定的、真正的进步。因此,中则立,立则兴,兴则旺。我们过去失误,误就误在没有抓住事物的重心,没有集中精力用心去寻找恰当调节事物两极关系的中点。遇到问题,不是急急忙忙做结论,就是拖拖拉拉推责任,经常非此即彼,固执一端。好走极端,貌似进步,实际退步,走到终点,等于回头。连续四次向左转,便回到原地。1958年,我国热衷于十二个大跃进,结果大跃退,过“苦日子”。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尽管领导人曾经认识其错误,但不可能改正错误。近几竽来,又急于翻番,结果险些翻车,过“紧日子”。严峻的事实,不正说明好走极端的结果是倒退吗?好比蒙面牛拉磨,虽然磨出了很多东西,但毕竟仍在原地推磨。

  (5)“中”对全局(整体、长期、共性)来说是不偏不倚的.但对局部(特殊、暂时、个别)来说有所偏重。这种偏重是以服从并眼务全局为前提条件的。政府对某些地区、阶层、集团在一定的时间内采取优惠政策,正是为了全局的利益。任何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中”,它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与外界保持协调和谐的状态,火偏于炎上,水偏于润下,这种偏就是“中”。因此,“中”是事物存在的客观状态,也是行政行为与这种客观状态的符合。那种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背离其中,必然失误。人们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确定建国、立国、兴国、富国的行动方针,恰到好处,就是“中”,“中”则正,正则立,立则强。

  关于“中”的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精华,“中者,天下之正道”。由此而阐发的中正、中立、中和、中兴、中行、中用等思想,至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回顾建国四十年四大失误,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在于违背“天下之正道”——“中”。过去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应通过学习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经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有其中点,如果忽视这一点,时而强调精神万能.时而强调金钱万能,各执一端,就要破坏两个文明的平衡状态,不仅不能建成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还可能要遭到规律的惩罚。过去.我们党和政府企图通过大平均,使农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空想。近几年又想通过大包干.鼓励一些人先富裕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现在看来在解决贫富这对矛盾中,也需要找一个适中方案.K靠大包干是不行的。必河制定正确政策,有利十大多敉人逐步富裕起来。否则,即使少玫人富了,也与社会主义目标相悖。此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使各种组织权力适中,集权与分权要适度.如果集权有余,分权不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不从拫本上彻底医治,许多旧病仍将复发,包括权力膨胀症、投资饥饿症、决策近视症、建设浮躁症等。反之亦然。因此,从理论上深刻反思.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干部思维科学化的自觉性.是行政学界十分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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