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价格话语权：市场条件与广东差距

　　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其发展经历了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论、效用论与均衡价格理论。这些价格都只是涉及人对物的估价，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对象和产权未予考虑。从交易成本与产权经济学看，交易双方的价格，不仅是对物的一种评价，而且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评价。

　　由此看，价格话语权，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奔的结果。价格话语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强大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主体；交易规模大，市场力量强；具备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交易方式先进，电子化程度高；交易商品品质可标准化，具备大宗交易特征。广东差距的关键在于市场组织。

　　价格话语权的核心是定价权。市场形成价格，基本因素是生产经营成本，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较为流行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就是基于这两方面。虽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商品交易的时空限制，商品最终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不一定拥有定价权，掌握营销网络和渠道是定价机制的核心内容。这表明，加成多少是由市场组织说了算。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分层结构，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市场上层组织促使西欧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封建社会没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上层组织不发达。“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高级市场形式却又太少……交换总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这一状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具有重大影响。”市场上层组织是价格的制定者，下层组织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外向型主导的广东经济体，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国际营销网络并不掌握在自己厂商手中，而被动“接单生产”的厂商，不仅不可能拥有定价权，反而成为利益被盘剥者，大部分利润被作为中间环节的海外营销商所赚取。在需求约束条件下，广货在国内的境遇亦大致如此。缺少具备市场力量的现代市场组织，是广东价格话语权逐步缺失的重要原因。

五、价格话语权；定价中心与广东差距

　　期货价格因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而逐步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指导性价格，对现货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期货作为价格发现的工具，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以期货交易中心为载体的大宗商品和资产定价中心奠定了国际市场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其期货价格深刻影响国际现货贸易。期货价格普遍成为市场基准价格，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期货交易所行情是国内外现货市场的指标。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它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成为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指导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在国际市场影响深远，加拿大的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的油脂类期货交易、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交易等都是国际贸易参照价。另一方面，这些期货市场制定的交易标准成为商品国际生产、交易标准。正是这样，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着力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取得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呈几何级数增长的金融交易可以操纵供求关系，会使供求关系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所需。基于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期货市场，是资本和流动性主导的市场。为获取更大的投机利润和增强定价权，在发达经济体中，商品期货市场到现今已退到次要位置，他们通过对货币政策、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的交易，来操纵全球定价机制和价格水平。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定价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期货市场所在地都是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良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管理体系成熟完善；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高。

　　我国期货市场从最初在现货市场中引入交易机制的初级市场，发展到现在包括交易、交割、结算、会员服务、监察、仓库管理、质量检验等多个子系统，与经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接轨的，全球发展速度最快、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之一。上海商品交易所的铜、大连期货交易所的大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的价格都是国内外的行业指导价格，在指导和服务相关产业发展中，逐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广东是国内期货市场的发祥地之一，期货市场份额曾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初期的盲目发展阶段，境外期货代理中出现的问题曾经使广东期货市场元气大伤，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广东期货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萧条期。随着国内期货市场恢复性的发展，广东期货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2008年广东辖区期货代理交易量1 1278万手，成交额5.9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30%和8.23%。1992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1993年设立了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后与广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但因经验不足经营不规范，在1996年开始的全国期货业清理整顿中被关闭整顿。直到今天，广东没有期货交易所。广东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与恢复仍待时日，定价中心建设尚未起步，这严重影响了广东价格话语权。

六，价格话语权，支持系统

　　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徘徊，挤压利润，导致工资困境，生产企业和工人受损。这缘于广东是产出价格、资本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工人面临“低工资，高生活成本”的困境。出路主要有两点：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强市场定价的影响力。就是要形成在国际市场和

　　国内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定价权”。前文已述。与此相对应，政府应从外部建立相应支持系统，保证生产可持续性。

　　留住与稳住工人的政策在于使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广东的农民工可能经历几个阶段：低工资，无福利；低工资，少福利；低工资，高福利；高工资，高福利。现在处于“低工资，少福利”阶段，要向“低工资，高福利”迈进，主要体现在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责在政府。这是政府的着力点，而且不能转嫁给企业增加企业负担，也不能过度干预企业工资。企业员工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降低企业社会福利负担，有利于稳住人力资本，实现可持续经营。

　　留住工人的长期政策是市民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创业。此时，政府提供的机会均等很重要。

　　解决工资困境，留住企业的政策之一是减税让利，税费分流归位。这可使企业短期渡过难关，为工资上涨提供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