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面系统干预思维简介

　　全面系统干预（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TSI）由英国系统论学者Flood & Jackson提出，是一种旨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方法，为管理者、决策者、研究者提供了解决多种感知问题困境的应对办法，是对系统方法进行选择的方法论，常被用作“元方法”。TSI理论和思想近年来被引入到国内，已开始在知识管理、决策科学、咨询等方面有所应用。

　　TSI实质上是一种多方法论研究，以及多方法论基础上的“集成研究”，其特点是强调以理论为基础，并在理论上对现有系统方法论进行评估和整合。基于系统思想，Flood & Jackson首先提出“系统隐喻”（System Metaphor）理论。就像自然科学研究中借助透镜观测对

　　象一样，当人们观测认识一个社会系统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依靠“透镜”，借此观测、分析、认识系统的层次、组份、联系等的某些属性，同时却忽略层次、组份、联系等之外的另一些属性。而“隐喻”这种对问题情境进行结构化处理的基础就相当于透镜的“滤镜”。系统隐喻理论实际上是利用了语言学中的隐喻规律，把其扩展到系统研究领域。用一种概念表达另外一种概念的隐喻，的确有强大的描述、解释、预测及规范化作用，可以充当联接问题情境和方法的桥梁，但是也有其内在局限，如容易造成思维定势、意义在隐喻中丢失等。正是因为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系统隐喻，因而对同一个客观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因此管理者、决策者、研究者需要时时审视对问题情境的其他感知，并保留对其他处理方法的开放性。借助于使用“主导的”方法论和“辅助的”方法论，全面系统思维者能够覆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能确保以整体的方式系统审视、“干预”所研究的对象与客体。TSI能够同时处理问题情境的不同观点，因此当相关个体认为对问题情境特征的表述应当改变时就会有备无患。成功应用该方法的关键是要按照对问题情景的感知来选择适当的方法论，同时要随时准备认可可能存在的对问题情景的其他不同的感知。

　　除了在实践中分析问题及决策等方面的应用外，TSI在学术研究中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一些复杂问题的研究有较好的创造性与独到性，特别是对处于学科发展“前范式”阶段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适用性。当研究者面临同一个复杂的现象时，经常会出现因不同研究者

　　的立场和视角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论，甚至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现象，这削弱了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这种困境在仍处于未成熟阶段，即“前范式”状态的学科非常普遍。处于库恩的“前范式”阶段的学科对于“何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仍有分歧，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TSI的引入对于克服和解决这类复杂问题带来了希望和方向。在理论研究中应用TSI思路，要承认研究者所面临的“堆题”（Messes）是多样化的，研究和寻求丰富多样的方法论（“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可对应各种视角或流派），从探寻“什么样的方法论能够?处理?什么样的问题情景”出发，遵循TSI提出的“互补主义”的思路，以一种实践理性对所研究问题进行“干预”。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专业，并在近十年间掀起研究热潮。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学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范畴，包括知识产权的历史学研究、价值研究、知识产权的制度学研究等。但作为民法学的分支，知识产权法学缺少如民法学般准确的概念基础、严密的逻辑体系，甚至连“知识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对象与客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这正为TSI的这种“高阶”的方法论来分析知识产权客体及对象问题提供了用武之地。

　　二、 知识产权客体：一个认知上堆题

　　作为有别于传统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知识产权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对于该项权利，很难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作为人类丰富的智慧和不断创造而产生的创造物，知识产权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法律属性。知识产权客体或对象到底是什么？理论界，特别是法学界试图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有关回答试图解决的内容似乎比引起的混乱更多，这里简单罗列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说。

　　1. 智力成果说。智力成果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类的智力成果，智力活动是知识产权成为独立权利的合理性根据。该种观点以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理论依据，认为财产是一种物化的劳动，劳动使物品脱离开公共领域，人的智力劳动创造的物质归属于创造者。智力劳动是获得财产权的依据。智力成果说从知识产权的权利来源角度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突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性、归属性，比较符合人们的社会经验认知。随着对知识产权客体及对象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作为知识产权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标记性权力可受保护的并不在于其智力成果或智力创造性。智力成果说存在历史局限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知识财产说。1988年，日本北川善太郎提出了“知识财产”的概念。此概念认为，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之所以被称为“知识财产”，在于该项财产与各种信息有关，人们将这些信息和有形载体相结合，并同

　　时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大量复制，知识财产并不包含在复制品中，而是包含在复制品蕴含或传递的信息中。知识财产说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推行，在我国也有较大的影响。

　　3. 无形财产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财产。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知识产权尚未成为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法律概念，人们一般将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所获取的民事权利称为“无形财产权”，因此许多学者将其客体视为“无形财产”。但是，无形财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指智力创造性成果（如日本），或指特定财产权利（如法国），或泛指一切具有财产意义之抽象物（如英国）。可见，财产一词在法律中有时指财产所有权本身，有时候指所有权客体（所有物），因而无形财产权容易造成歧义。国际上有一些学者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视作无形财产，比如美国学者米勒和戴维斯、日本学者小岛庸和等。小岛庸和强调了客体的非物质性和财产性。米勒和戴维斯在其所著的（知识产权法概要）的导论部分指出：“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一本书要包括（专利、商标、版权）三个性质不同的科目。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具有一种无形的特点，而且都出自一种非常抽象的财产概念”。

　　4. 信息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与智力活动有关的非物质性信息，该学说注意到了知识产权的客体作为一种特定信息，具有共享性，是以控制论或者信息论为哲学基础的。直接的哲学背景来自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信息可分为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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