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代理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代理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象一颗红豆成熟了/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代理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代理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代理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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