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中秋，回乡下探亲。刚下中巴，又搭三轮车，上了绵延二三里的村路。数月未见，泥泞坑洼的土路幡然变成了整洁的水泥道，坐车再也不会颠身动魄。然而扑面而来的围墙，仍裹挟着窄曲的路面，让人有走进水槽般的压抑感，使人不免不怀想起几乎没有篱笆和围墙的岁月及拆篱围墙占路的历程。

　　早时的农村，是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那时的村道，大多不是水泥浇铸的土路，但却宽畅亮洁，十岁八岁的孩童，在路基的延伸部分，随处画上个圆圈就可赛起陀螺；挖上三个小洞，便可揭开十人八人的石玻子之战！路边的农户，很少有围上篱笆的人家，往往是种植瓜菜的“自留地”或生产队的园地。社员们的思想有很纯粹的“公家”意识，自留地围篱笆，不敢轻易往外挪占分毫；而家居住宅周围，则任由其“四通八达”，不愿围上与邻里和公用地界限分明的篱笆，唯恐隔阂了乡邻的“阶级感情”，妨碍了“公路”的畅通。生产队长只要在生产队的晒谷坪或文化室前一招呼，社员们便不需越篱笆跨墙，畅所欲行地来到集合地，或学习“老三篇”，或“忆苦思甜”，或集中到大队、公社开批斗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群众大会，会后还押着头戴高帽的“黑五类”分子沿着公路村道游行示众。

　　贫下中农之间与地主富农之间，没有围起划清地界的篱笆，但贫下中农是“主人”，地主富农却是受管制的“阶级敌人”，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精神天堑。

　　经文革如此这般的一折腾，神州大地的农民百姓便很习惯了吃大锅饭的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使再穷，也是你穷我穷他穷大家穷，穷得甘心。

　　随着文革的结束，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但因地主富农的帽子被摘掉而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樊篱，而且新的先进生产方式的使用，使摆脱了精神禁锢的农民百姓逐渐富裕了起来。他们相继拆除了茅房和旧瓦房，盖起了崭新别致的瓦房和平顶楼房，并随之关注起围护家居财产的篱笆围墙来。

　　于是，原属生产队的自留地的周边地、屋边地和宽绰有余的公路边地，开始了明争暗抢的扩占公用地的“圈地运动”，自留地不再囿于原有的木篱竹篱，而是在其外围架起了一道石柱铁丝网，继而在铁丝网外砌起了砖石围墙，墙内的“自留地”不再种植瓜菜，而是建起了房子或种植槟榔和芭蕉。靠近路的人家，则先用“万年青”和“番油子”树左右后三面围起篱笆，划清与邻居的地界，然后想法子扩占路边地。今年围出一点，村干部和群众那里并无甚反响。路对面的农户见状，便壮着胆子把旧篱笆拆了，也围到了公路边上，似乎要把公路挤弯进对面人家的院子里才心甘。这还了得？于是沿路的各户便争先恐后地把篱笆围到了公路路基上。接着又在篱笆外砌起厚实高耸的砖石围墙，使“圈地运动”打上了休止符，也终于使昔日宽敞整洁的村路被挤迫得窄狭弯折，雨季一到，路便成了坑洼泥泞、猪牛屎尿混杂的邋遢世界。

　　村路终于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但沿路规格颇高的两道围墙，却成了村委会赔不起拆不起的“风景线”，又只好填高路面以暂解行路难之急。然而不出三两月，填高的土路就又变得此坍彼塌，于是，又过起了填填补补的日子。时间不知不觉地跨进了二十一世纪。村路业已被填得比沿途两旁的宅基地高出了许多，已到了不能再填高的地步。村委会和百姓们这才不得不于年初采取“公家出一点，群众出一点”的措施筹集资金，最终为这条土路浇上了厚实的水泥。

　　——然而，眼下的狭路和围墙，不但结束了昔日村村户户畅所欲行的历史，也给人留下了诸多的遗憾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