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遗孤高玉清，在我以往的文章中多次提及。

　　我本无意要追溯历史，也没奢望能为她追要什么，理智与情感、良心与怜悯的常常折磨，因为我，年轻。

　　很多时候，我羡慕后辈们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当我再次见到高玉清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高玉清现年60多岁，她也年轻过，年轻又怎么样？自从解放四川，她父亲高维福被土匪枪杀那一刻起，她就疯癫了，时间在她的那个世界停止，到今天，她的智商仍停在枪杀的那一刻，年纪于她只是符号，甚至连符号是什么都与她无关。

　　高玉清一生与贫困为伴。老公是一个嗜酒的老实的文盲农民，家里总是缺粮少钱，大集体时，年年都有救急粮，倒也能过活，包产到户后，粮食多了，被她折腾下来，年年缺粮年年借；茅草屋，几十年如一日，百米开外的公路边，到处是小康农民楼，到处都是被涂成川西民居的样板房，到处可见“农科村印象”的广告牌，沿路的盛世印象与她的茅草屋无关，更与她无关，她只旁观热闹，而这热闹火爆时，她也站得远远的，像是怕让人看到她的存在。

　　她很勤劳。清早四五点钟就起床忙家务，在家人起床时，已烧好了一大铁锅的稀饭，在我看来，怀疑她偷懒不煮猪食。家人出门去，她也出门，她出门时，是端着饭碗出去的，到她看完热闹回家来，也许就是黄昏时分，常常连手里的碗也不见了踪影，猪已翻出了圈栏。

　　高玉清是快乐的。她不会忧虑衣食住行，更不会考虑将来，永远是生活的过客，永远是生活的旁观者，某一刻高兴了，会手舞足蹈来一段“忠字舞”，她的不开心，多半是人家手里有零食。

　　有一年，邻居的志愿军收到乡干部送来春节慰问品(一刀猪肉，一把面条，一袋白糖)，她看到了，极度的不开心，花两天时间写了封三百字的申述信，复印了好几份，投到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民政局，郫县民政部，不为其他，只为自认为与她有关的那份慰问品，结果，省折到市，市折到县，县折到乡，村干部喊她去签了个名，再无下文。

　　这两年，大搞城乡一体化，大量土地被圈，高玉清作为失地农民，有条件社保，于是，她老公拿出赔偿的钱，再借凑，足一万八交上，月月倒还能领到210元，总算过上了好日子，当她数着沉甸甸的钞票，那份得意的劲儿，俨然忘记了年年雨季茅草屋里鞋袜飘浮的场景，虽然茅草屋年年在维修，会维修的人也越来越少。

　　岁月一样染白了她的头，高玉清显然不再年轻，也不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作为过客的她沉静了很多，时常守着那份国家给他父亲的发黄破残的烈士证书发呆。

　　好些年了，她没有踏足过郫县烈士陵园，父亲高维福的墓仍在那儿，虽然相距只有几华里。年年清明前后，一拨又一拨的师生干部来祭奠，都，与她无关，也没有人会在意她这个小人物的疯子，她只守着那份证书，沉默着，怕出了声惊破了别人的梦。

　　或许，我常常关注她的原因，我们也能东扯南山西扯海地家常几句。上次，聊到她那烈士父亲高维福时，她一反常态，很激动，竟脱口大骂。

　　人生就这么现实与俗气，就这么的无奈。年年清明的祭奠，越来越形式，越来越符号得抽象，祭奠的本意是这么的无足轻重，生活也失重，而高玉清仍然朝着生命的尽头一如既往地走去，越去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