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十几岁就来到省城民学街的一家皮鞋作坊当相公，每天烧水、做饭、打杂，掌柜的只管吃管住，不计发任何报酬。如此辛劳三年，掌柜的看我做事踏实勤快，才准许跟着师傅学做皮鞋。凭着悟性好，我仅用两年时间就以灵巧娴熟的技艺成为每日能带十几个徒弟的师傅，收入自然不菲。

　　一年深秋季节，老母亲清扫场院的树叶，一位过路老乡逗趣的说道：

　　‘你儿子一个晚上打牌的钱，比你扫的树叶还要多。’”

　　讲到这里，老人的眼神里无不显露出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与自豪，也道出了那个年月货币贬值的可怕程度。曾子凡劝父亲少说几句，仍是阻挡不了老人对那段记忆的深情追怀。

　　“解放后，我习惯于自由生活，不屑于公私合营体制带来的管制和约束，主动放弃进入国企就业的机会，不顾一切的回家务农。这一太过自我的决定让整个家从此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每每回想起来，都感到一种无尽的遗憾和惭愧。

　　直到改革开放，命运又一次展现出新的契机。市场搞活以后，当我了解到北方某地对羊肉有大量需求，并拥有高出当地几块差价时，我暗自欣喜，便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大张旗鼓地搞起长途贩运，两年下来，家里的光景得到迅速改观。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往返于发财致富的光明大道时，命运又一次将我无情抛入谷底。那年，因投机倒把罪判我入狱两年。出狱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我再次放开胆子重操旧业东山再起，倒卖羊皮，足迹遍布北方许多毛皮、制革厂”

　　此时，禾玉曼想起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俗语，仿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一切都是命！”正在灶间忙于做饭的母亲插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