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讲，我的故乡在蓝田白鹿原上，站在老家门口，低头是鲸鱼沟，抬头是终南山。上世纪三十年代家道败落，爷爷奶奶领着五个儿子，推小车挑担子下了白鹿原。渡渭水，过富平，走蒲城，住古庙，卖了两岁的五叔父。大伯、父亲给人家当过小伙计。故乡的过年是在辛酸的人生路途中。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祖辈在耀州火车站开“天义客栈”维持生计。耀州药王山老道是爷爷的故友。爷爷意外去世后，便安葬于药王山二台子。解放前一个晚上，三叔父从富平窦村堡小学随人东渡黄河去了山西西北军政大学；在耀州中学读书的舅父、四叔父去了老区马栏，北上延安。保长领着带枪的人到家里搜查叔父们的去向，外婆拉着他们的衣服说，我还要向你们要我娃呢。父亲也改名换姓躲到三原。故乡的过年是在父离子散的兵荒马乱中度过的。

　　后来，全家定居三原，住的小巷是于右任曾走过的小巷。古龙桥畔有我童年时快乐的回忆，三原是我名副其实的故乡。外婆家在耀州，小时常随母亲去看外婆，山水环绕的小城牌坊错落，民风古朴。巷道家家门前清泉流淌，小院里有小脚外婆的呵护声。年节时与表哥表弟骑在大门前的石狮上，高跷子社火就从门口走过，刘海戏蟾、天女散花，芯子上的人比房都高。我初中毕业后，到耀州梅七线修了两年半铁路，在寺沟洪水中抢险捞圆木。去药王山看望爷爷。听老人讲，耀州出了大画家范宽，我便痴迷上画画。1972年从梅七线考上省艺术学院。那时，外婆已去世，每年我回故乡三原过年。梦幻中的故乡蓝田至今没去过。耀州的故乡有我童年的幸福。

　　三原的大院是大家共有的，有大伯、三叔父、四叔父。虽然都是老厦子房，但院里花香果甜，蝶飞鸟啼。院子宽敞得能骑自行车。过年时天南海北的游子都赶回来，奶奶脸上便开满花。现在家里仍保存着一幅三世同堂的合影照，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省戏曲剧院演员和四叔父的大照片。三叔父曾在金银花飘香的老屋写过书；四叔父在凌霄花树下夸赞过母亲做的面条。温馨和睦的大家庭让人怀念。文革时大门口的门墩石狮子被人砸掉了头，三叔父也遭受批斗。

　　最有意思的一次过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老家大院将城壕延伸成后院，有房有树有竹，是读书的优雅地方。过年城内彩花满天，爆竹震耳，贴门神，祭灶神。母亲抱来一捆蜡烛，让儿孙们一根一根从前院地上插到后院，点燃的蜡烛黄龙般游动在院子里，房、树、人、猫都被映照得通红透亮，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三十六根蜡烛寄托着母亲对生活的希冀！对儿孙的祝福！对先辈的感念！年夜老少围坐在火炉旁，看电视，吃糖果，包饺子。孩子们都会得到红包，虽只有几元钱，仍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故乡过年的亲情诱惑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有了故乡，过年才有味。

　　2000年以后，父母相继离世。我便极少回故乡过年。如今，院里老厦子房全拆了，父亲栽的两棵五十岁的桐树也砍了，前院后院花草树石全没了。住在院里的叔伯弟兄各自盖起了三层小楼。唯一留下来的只有那两个被砸去头的门墩石狮子，它们是老屋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