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母亲洗锅。我看到她用水特别讲究，洗第一次，用水很少，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刷下倒进了鸡食盆；第二次把锅碗洗干净，把水给外面的驴喝了。

　　母亲说：“你爸常年在外做买卖，我一个人拿不回水，一点也不敢浪费。”

　　三妹讲了许多母亲节俭的事，比如，别人用过的卫生纸，母亲会把脏的一面叠回去，继续用干净的那一面。比如看到别人家把没有烧尽的煤核倒出来，母亲会早起趁夜色把煤核筛回来。她说，白天去筛怕给你们丢人。母亲有晨练的习惯，但每天早晨回时准要捡一小捆树枝或柴草。其实母亲现在并不穷，因为夫妻两一直开着小卖店，加上儿女们孝顺常常给钱，家里有存款四、五万，村里许多人向他们借着钱。母亲也不小气，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集资，夫妻俩带头捐款，成百上千地捐，甚至还代子女捐，她要为子女们撑脸面。村干部有事常常找老两口商议，老两口成了干部的参谋。

　　母亲在我面前一直很多心，总觉得欠着我。那年夏天，母亲病了，村里的医生说是阑尾炎，治了四天病情不见好转。三妹给我打电话，我说，赶快送到我这里来。母亲七十九岁了，无论哪里的医生都不会放心用药。我多年学医，对常见病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还有一定经验。可母亲被妹夫带来后，哥哥们也打来了电话，让妹夫把母亲送到医院去，他们怕把母亲的病耽误了。路上我详细问了母亲的病情，初步诊断为胆囊炎合并胆结石。进医院用B超检查了，果然不错。我没有听哥哥们的话，把母亲带回了自己家。医院条件差不说，医生绝不会下重药给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而像母亲的病情，没有重药，消不下炎症，疼痛绝不会减轻。我在为母亲静脉滴注青霉素、灭滴灵和氨苄西林的同时，抓了草药给母亲服。母亲的病拉得日子有些长了，五天没有大便，中西药用下去竟毫无反应，用开塞露通便也不起作用。我非常着急，夜里守在母亲身边，细心听着母亲的动静。母亲偶然呻吟一声，我就坐起来，问母亲是不是疼得厉害。母亲怕我着急，忍着说，轻多了，你安心睡吧！我心里明白，大便不通，高烧不退，病情就不会好转。第二天，大哥、二哥、三哥和二妹纷纷打电话，探问母亲的病情，催我赶快送母亲到大医院。我和母亲说，无论去哪，做手术就得消炎，不做手术更得消炎。母亲不想走，怕路上出了事。为使母亲尽快退烧，我把草药的服用时间作了调整，四小时就加服一次。第三天早晨，三妹陪母亲上卫生间，我守在门外不安地听着动静。突然三妹高兴地说：“哥，妈大便了！”我说：“真的？”母亲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袱，从卫生间出来，感觉轻松了许多。中午，母亲的高烧退了，腹部的疼痛减轻了，吃饭也香了。我赶快把这个喜讯告诉大哥、二哥、三哥和二妹。大家都高兴地嘱咐我，让母亲在你家多住几天。他们说，多亏有你，不然花钱不说，母亲不知要受多少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