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祥逃亡记散文

时间:2021-08-31

  我的祖父赵永根,是位苦做苦累的农民。解放前家里虽然有三、四十亩水田,而长年只请一、两个长工,大部分农活都是他和我父亲赵荣才自己做。祖父由于常年的劳累,身体精干、墩实,脸色苍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背也累得驼了。在他上了点年纪的时候,人们绰号他为“老骡子”。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劳累得艰苦程度了。也就是因为有着这三四十亩水田,1949年(我11岁)解放时,家庭被划为富农成份,在村上成份最高。不过,当时政府对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进行打击。因此,我们对这样高的成份并不十分介意。

赵大祥逃亡记散文

  哪里知道,这样的成份,到了共产风时,却成了我家灾难的根源。村上潮头红当时是河上大队副书记、我们镇南中队的指导员,掌握老百姓命运的第一把手。在社员(普通老百姓)面前,他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为了达到压服社员的目的,他拿我家“富农成份”做借口,极力打击,制造高压政治空气,警吓村上其他人。他虽然与我同姓同宗,而对待我一家人的残忍手段,说起来却令人震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一家险些遭了“灭门之灾”。这个人是谁呢?我村上象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知道。他现在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有后代。当时他能毫无人性地对待我,而我今天却不能不要人情地难堪他的下代。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我不便在白纸上写上那可恶的名字;只用潮头红做代替了。

  共产风中,人们都被强迫命令管制着,在一起吃大食堂。口粮一天只配二两三两,天天饿死人。长期饿肚子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弄点吃的。哪怕是搞点青草、树叶、野菜吃吃,或者烧点开水喝喝,也是好的。可是,只要让潮头红看见了,他就大发淫威,暴露出他那野兽般的本性。他一天到晚农活不沾边,专门在村上转悠。只要见到谁家在冒烟,就立即赶到,把锅砸碎,把灶毁掉;同时,还污七八糟地辱骂、拳脚相加地把烧锅的人殴打得死去活来。如果有谁侥幸弄到了一荷藕,或者找到了一点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只要被他看见了,东西被他夺走,人被他辱骂和毒打,还要被抓去捆起来罚着站在板凳上遭受斗争,叫做“站板凳头子”。寒冷的季节里,还往人身上泼冷水。当时的社员,本来就没什么体质了,再遭了这样的折磨,许多人很快就死掉了。这样,人们没办法弄到填肚子的东西,只吃食堂里水一样的一点点菜糊,天天都有人被饿死,即使是年轻人也不能幸免。我村上当时近三百人口,就死掉了七十多,占三分之一还强。一个家庭死了几个人的多得很;有的还被灭了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每当提起共产风,谁都痛心疾首。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呢?原因是:第一,口粮配得太少;第二,不准人们自己找点吃的,更不准私人家里点火烧锅;第三,占着权力的干部和附和着干部势力的积极份子们,为了自己的活命,利用他们手里的权力,把配给社员们的那点口粮暗地里偷着吃饱喝足,于是,社员们吃得更少。社员们饿得还没死掉的,也只剩一口气了,而他们却都还身强力壮,有力气打骂社员。

  共产风的1958年,我父亲四十三岁。那一年春天,他和村上人到金阁挑配给的大米。去挑米的人在那里吃糙米饭,我父亲因为饿怕了,见了饭吃得太多。吃过以后,又立刻挑起二百斤重的米担子,劲出的太猛,挣坏了消化系统。当时肚子就痛得不行,米也没能挑,回来就病故了。父亲病逝后,潮头红就以“富农”的帽子扣在我母亲头上,借着政策的风头狐假虎威地坑害我的母亲。他用硬纸板做成牌子,写上“富农份子”的黑字,用草索穿着,挂在我母亲的项颈上,每天早上强迫她站在大路口“示众”,还常常把她揪到附近村庄里去游斗。我的母亲,一个妇道之人,身单力弱,潮头红却硬惩罚她做重体力劳动。他总是跟着上面的政策搞形式化活动,有一项就是所谓的“深耕”。田里的土翻耕过来后,他强迫我的母亲,天天晚上去搬大块泥土,说这样做就叫“管制劳动”。

  我可怜的母亲哪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尽管这样,她为了我们姊妹能够生存,还将她从食堂里打来的、她本份的那一点水一样的糊,省一半给我们吃了。因此,她成天比我们更加饿肚子!1959年的春天,母亲年仅四十三岁,便无可奈何地抛下我们姊妹五人,离开了人世。母亲临死前,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死后,再没有人省给你们吃的了,你们也很难活得下去啊!”她死的那天,我好不容易在食堂里讨来了二两米,做了一碗“倒头饭”;不想,我们略一眨眼,这碗“倒头饭”连同饭上面的“倒头蛋”都不知道给谁偷走了。惭愧得很啊,那时,我们为了活命,自顾不暇,懵懂不肖,竟连敬爱的母亲逝世的具体日期也没记着;现在家谱上记录的日期,只是大概的估计日期!

  母亲逝世后,潮头红又把矛头指向我;正如母亲临终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更难活下去了。潮头红口口声声说我是“小富农”,要把我“消灭掉”。当时成份比我低的人,已经死了许多;潮头红要想“消灭掉”我这种成份的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1959年(我21岁)的春天,母亲死后还没满“六七(为了纪念死人,每七天是一七)”的一个晚上,我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去用牛。路上我因为解大便,去得略微迟了一步。不想,当我到了田里,潮头红忽然对着我咆哮起来:“你这个小富农,胆大包天,竟敢把食堂里的一饭盆粥偷吃掉了!”其实,我毫不知情;于是申辩说:“我根本不知道粥在那里,怎么能偷得到呢?”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肚子,怒吼道:“你这个不老实的小富农,肚子铁饱(饱满得很)的;不是你偷吃了,还有别人哪?我明天再找你算账!”

  潮头红当时就是活阎王,要谁三更死,谁就别想活到五更。他蓄意制造的这个茬子,就是要实现他消灭我的“证据”。我要是还在村上住下去,必死无疑。我如果死了,妹妹们都还小,没人照顾,也非死不可。那样,我全家就死绝了。我思忖再三,要想生存,必须带着妹妹们逃生去。要能逃得出去,或者还有生路;比在村上坐以待毙要强得多。第二天一整天里,我都提心吊胆。到了晚上,我将仅剩的八分钱(一斤米一角二分)饭票在食堂里都打了糊,我们姊妹四个吃了。我用一担挑箩,把二妹桂英放在一头,三妹阳春和四妹元金尼放在另一头。我挑着她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出门逃生去了。

  为了能有安身之处,那天白天,我就瞅空与已经嫁在桥头郭村的大姐荣花讲好了,让她求我的表娘舅(母亲的姑表弟)郭桂宗搭救我们。郭桂宗表娘舅当时担任仙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桥头郭村做负责人。

  我们夜里来到桥头郭村。那个年代,当干部的权力,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是大得很。表娘舅见我们姊妹四个都来了,动了恻隐之心,马上收留了我们。又叫食堂里的炊事员给我们打来吃的。我们长期挨饿的人,竟在那天晚上吃了个饱肚子。此后,我被安排在那食堂里做打杂的事,天天与炊事员们在一起,我兄妹四人不太饿肚子了。

  我们虽然解决了饿饭的事,可是睡觉却没有床,只在食堂里开地铺睡。每天晚上铺开来,早上就得收起来。已经到了初夏了,表娘舅怕我们长期这么睡着,会被地下的潮气伤了身体,叫我回家讨一张床去睡。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家里。不料却被潮头红发现了。他马上叫人把我抓去做义务工。白天,他要我用牛抄山芋地;晚上,他就要把我揪到大队去挨辩论了。所谓的辩论,其实就是去受体罚,凡是遭到辩论的人,都要遭到折磨。我在用牛的时候反复地想着:若不赶快瞅机会逃走,必将又要遭一回灾难。那天中午饭过后,我将自己家的一张灯挂子床绑好,挑着往桥头郭村走来。不想,又被潮头红看见了。我挑着床还没出村,他就派了两个人来抓我。我见事情不妙,扔下挑着的床,慌不择路地往仙坊方向跑去。那两个追我的人见我在跑,也使劲地跑着追赶我。我跑了大约一里多路,来到了栾树沟。这是一条大水沟,前面我没有路可逃了;追我的人以为我跑不了啦,追得更起劲。我为了逃命,顾不得生死,“扑通”就跳下了水沟;当我凫水过了沟时,追我的人也到了沟边,还要过沟来抓我。我那时虽然年轻,可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没有什么体力。过了沟时,已经喉中冒烟,气喘吁吁,全身瘫软,不能再跑了。见他们还要追我,我两手各捡了块石头抓在手中。我扬了扬抓在手中的石头对他们说:“做人不能做得太绝了;谁没个困难的时候?你们要是再来追我,我就和你们拼了!”他们见了,怕吃眼前亏,就没有过沟来。说实在的,他们要是真的追过来,我只有和他们拼。因为我已经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了。

  潮头红没有抓到我,就把我挑出来和放在家里的床、木料等等,都搬到食堂去(其他人家类似的东西,也被他搬去了),改做了双层床,把这些床都卖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没有弄来自己的床,只得在桥头郭村的郭桂根家里用松板开了个便铺,四个人挤在一个铺睡。我的小妹妹元金尼,当时六岁,因为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想念逝世不久的母亲,自己一个人老是往家所在的方向跑,总想回家来。有一回,还还真的跑到了村里。由于她的年龄太小,最后一次跑出去,终于没有回来!我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她,可是,因为没有目标,一直没有找到。我这可怜的小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无病无猜。她跑了出去,肯定是死了;可是,她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已经逃出饿死这一关了,而她竟这样的跑不见了!我每当回忆起她来,总是悲痛欲绝。

  1961年共产风纠正以后,我们这里分田单干。我的堂兄和声特意去桥头郭村对我说:“现在单干,没有人再迫害你了,你还是回家来种田吧。”那年春天,我才从桥头郭村回到了我现在的镇南村来。

  在那艰难的共产风中,我一家七口人,就死去了三个!因为潮头红用他的权力,想把我“消灭掉”,我被迫逃了出去,又侥幸得到了我表娘舅郭桂宗的搭救。要不然,我的一家,一定就会象村上许多死绝了户的一样,也会被他灭了门!我有幸活到今天,看着我还能有这么兴旺发达的一家人,真是感慨万千!

  这概不是诌出来、危言耸听的故事;而是曾经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赵大祥七十五岁,公历二0XX年四月二十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