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西藏巴青县委批准我在巴青牧区安家。我与藏族牧民珍沁生的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由阿依（祖母）曲珍亲自给取的。户口上登记的也是藏族，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我将他俩的户口迁到那曲之后，就到那曲镇派出所去上户口。那位女户籍员，将户口迁移证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大半天，又抬起头来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巴青县公安局那位户籍员，莫非是喝多了青稞酒？你明明是汉族，两个孩子怎么就变成藏族了？你的家庭成分明明是官僚+地主，孩子怎么又变成了贫苦牧民？现在必须统统改过来！”

　　听到她那幸灾乐祸、阴阳怪气的腔调，想着两个无辜的孩子，又要和我一样继续去做“另类人”，我的心就像被一根粗大的皮鞭在抽打着，我的思维也好像一下子就“掉了线”，一片空白。好一阵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过了好久，等我缓过神来，那姓宋的女民警手脚倒是麻利得很，已经按照她刚才说的话，将户口上好了。我只好耐着性子，将当年在巴青县的情况和县委的决定，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并且说，当时批准我在巴青安家落户的县委第一书记刘政文，现在就在地区工作，我可以将他请过来，为我作证明。那宋户籍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你说了那么多，故事编得也很不错，但公安局有规定，你就是请地委第一书记曹旭来也没有用！”

　　实在没有了办法，我只好向塔局长请了假，专门回了一趟巴青县，请县委写一个文字证明。领导很重视，立即让县委办公室写了个证明，我将证明拿到镇派出所，那宋户籍瞟了一眼，顺手往桌上一丢，就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人人天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背诵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般，高声地唸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又得意洋洋地说：“我这是在活学活用，不忘阶级斗争。你妄想将户口改过来，永远办不到！”一时间，我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我想，实在不行了，我还是只能跟珍沁离婚。反正一句话，绝对不能让无辜的两个孩子，再像我一样，戴上这顶看似无形，实重千斤的可怕帽子了！

　　那段时间，引那曲河水灌溉红旗公社草场的大水渠正在修建，工程很紧张，我也只好将这件事情放在一边了。

　　但那些日子，那曲镇派出所那位女户籍员恶狠狠的声音，时不时地就会不合时宜地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你妄想将户口改过来，永远办不到！我的脑子都快变成了一锅正在翻滚的“土巴”（糌粑加骨头熬成的稀饭）了，有时候，我甚至想一死了之。

　　我那反常的样子，肯定引起了塔局长的注意。他眯起双眼，似笑非笑地问我：“早几天还是满面春风，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酷冬严寒？莫非我哪里得罪了你？”我说：“自从认识了您，我就像又回到了高口区，跟着区长扎西下乡时一样的高兴。可是只要一想到，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珍沁，她的孩子也受到了我的牵连，像我一样再去当小地主，我就是死了也想不通！”听了我的话，局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嗳——”，然后说：“你放心，只要我还在那曲工作，我保证尽力帮助你，将那女户籍员的荒唐作法改过来。”

　　好像为了让我开开心，他又笑着问我：“汉族同志有句老话说，心急，心急，吃不了什么？”看他那样子，好像是真的忘记了？我就告诉他：“吃不了热豆腐。”局长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只要你不急，我保证你能够吃上热豆腐。咱们只要有道理，就能够走遍天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这让我伤心的话题。我也只好压下这口气，“耐心”地等着吃局长说的那一碗“热豆腐”。

　　那些日子我的任务，就是有的时候跟局长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安排，独自到基层去了解、收集曹书记需要的“馍馍”——来自基层的情况。有的时候，地委领导同志要下基层时，我就跟着去当翻译和文书。就这样子过去了两年多。

　　1976年春末的一天，塔局长笑嘻嘻地对我说，要交给我一件新任务。我没有吭声，只是看着他。局长高兴地说：“这次分管农牧业生产的才旦书记要去北京参加全国牧区工作座谈会，他想让我跟他去。我说：现在是夏天，我又最怕热，就推荐你跟书记一起去。这次你到了北京，看看有没有希望？”我奇怪地问：“什么希望？”局长说：“你那两个小孩的户口问题，我向地委几位书记都反映过了，他们也都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现在这形势……”话刚说到这里，他打住不说了，一脸内疚的样子，倒好像是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又过了好一会儿，局长轻轻地说：“你到了北京，看能不能向上面反映一下。”去北京，再向“上面反映”，那不就是人们说的“告御状”了吗？我的眼睛一热，真恨不得一把紧紧地抱住敬爱的局长。但我立即又将头别了过去，以免让他看到我那不争气的眼泪。

　　我跟着才书记来到北京，住在西单的民族饭店。当夜我就在住处，赶着写好了一份申诉材料，接着就是打听中央接待上访群众办公室的地址。那一天，遇上会议安排大家在北京参观，我就趁机向才书记请了假，去了接待办公室。

　　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接待的我。听完了我的申诉，她又低头翻看着我递上去的材料，嘴里还在轻轻地念叨着：“去西藏快二十年了，又在藏北安了家，不容易。不容易。”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光里充满了同情。接着就低头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介绍我到一个招待所去住宿的条子。我说：“谢谢您，我有地方住。”她有点惊诧地问：“你住在哪里？”我说：“这次我是跟着地委书记来开会的，就住在民族饭店。”她坦然地笑了起来，收回那张纸条，然后高兴地说：“好，好，好。你安心开会，放心回西藏去。我们会很快将你反映的情况转过去。”

　　会议结束后，我又跟着才书记到内蒙古大草原转了一大圈，我这个另类人还被书记派到距离中蒙边境特近的乌盟达茂旗的红格塔拉种畜场，在那里参观学习了好些天。然后就回了那曲。

　　回到农牧局，头一个碰到的人是农牧局副局长万英，万副局长是一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因家庭成分不好，1965年从边境地区的林芝调到了腹心地区的那曲。他开口的头一句话竟然是：“王寿民，你好大的胆子，告状竟告到中央去了！”我心咯噔地一下，紧张得差点憋了气，急忙问：“局长，上面怎么说？”他缓了一口气，笑着说：“不要慌，不要慌。上面说了，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就应该改正。”我好高兴，连忙与他告辞，跑去派出所，找那位户籍员。

　　来到派出所，还没等我开口，那户籍员就气冲冲地先发制人地开了腔：“姓王的，你的歪点子还真不少，告诉你，到哪里去告状是你的权力，这我管不着。但是，只要你的户口还在我这个小小的派出所，你就永远也别想改过来！”我真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咬了咬牙，就大着胆子直接去找了地委第一书记曹旭。

　　听完我的汇报，书记皱起了眉头，拿起电话，说：“接公安处。”不久，公安处靳处长就急急忙忙过来了，书记问：“上次北京转来王寿民的那份材料，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处长回答：“那曲镇派出所的小宋说，她这样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坚决不能改，处里又不好强迫她。”书记说：“上次我也向刘政文同志了解过当年的情况，跟王寿民所写的那份材料完全一样。赶快纠正吧。”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拖了两年多，我将状子告到了北京，最后还是地委第一书记亲自过问，珍沁那两个无辜的孩子总算是没有像我一样，继续去戴那顶可怕的大帽子。我在心里说：世上千真万确还是好人多呀。

　　在各级领导及组织上的关心过问下，事情终于尘埃落定，我的两个孩子的户口随他们的妈妈珍沁一样，户口上登记的也是藏族，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