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随想散文

时间:2021-08-31

  前些天,接到著名作家浩然先生的儿子秋川发来的电子邮件,告知他和姐姐春水正在编一本浩然书信集,知道我手里有不少他父亲的书信,希望能找出来复印后提供给他们。

信的随想散文

  秋川的来信,一下撩拨起我对浩然老师的思念。

  浩然的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已属陌生;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无可遮掩的一隅,这个名字仍像他生前一样,质朴无华、扎根似地存在着。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读着《艳阳天》《金光大道》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我与大作家浩然的通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报社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工作式”的书信往来,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在河北三河县扎根生活的他常有信来,主要是谈稿子,推荐农村作者的新作。因他回京少,一些杂事也委托我代劳。他最透着兴奋的一封来信,是标志着他的“文艺绿化工程”结出硕果的三河县文联正式成立。他先是打来长途电话,兴奋地说:“县里原打算让我出任名誉主席,我说你们把名誉俩字去掉,我要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随后,他的信到了,拆开一看,他在精致的请柬上写道:“……请一定前来。届时,我当净阶迎候!”

  我往他在三河的“泥土巢”跑得更勤了。见面多,信就少了,但浩然写的信并不少,常常是我返京时,他托付给我一摞信件,嘱我到城里一一寄出。看信封,我知道很多是他披星戴月阅读各地来稿后给作者的复信,有的则是寄给他熟识的报刊编辑的,那是他的荐稿信,不知又是哪位幸运者有可能第一次发表作品了。他曾帮三河县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青年作者陈绍谦,四次推荐他的小说处女座《灾后》,甚至让自己的女儿春水帮忙抄写原稿,终于使作品发表在辽宁的《庄稼人》杂志上。我还曾偶尔翻出一封天津蓟县的来信,这位叫张树山的业余作者写道:“最敬爱的浩然老师,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篇稿子我早已不抱希望,早忘了,没想到您却一直惦记着它,当我吃惊地看到它已经您的修改、推荐发表出来后,我要告诉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事情……”

  这些信如果还在的话,希望持有者把它们复印后寄给秋川和春水吧。

  信,是人生旅程的镜鉴。虽然今天街边那熟悉的邮筒已不复存在,一身绿色工装邮递员的身影和那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也在记忆中了,然而我要说,有信的日子值得怀念,有信的日子真好!

  赵丽蓉老师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那还得从作家浩然说起。那时我采访浩然,就住在河北三河浩然的“泥土巢”。采访快结束的一天,赵丽蓉从城里来看她的老乡——浩然。那时两位老人身体都挺好,根据浩然的长篇小说改编、赵丽蓉主演的电视剧《苍生》刚刚播放,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我在旁边听着,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午饭后,赵丽蓉老师让我搭她的车回城里,她说:“路上咱们可以聊天,省得闷得慌。”赵老师知道我当时正在采写浩然,就主动给我讲了许多浩然的事儿,还一再说:“浩然是个大好人,值得好好写写。”我采写的报告文学《浩然在三河》发表后,我没忘记给赵丽蓉寄去一份报纸。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不少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赵丽蓉老师的亲笔信,她说她没有文化,但这么长的文章却看了两遍,“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你为好人扬名,谢谢你”。

  此后,赵老师对我非常信任。和她交往,都是我找她,先打电话再登门。然而有一次,老人家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培禹啊,我有事求你……”我当时一愣。原来,是她的一个晚辈朋友也可说是学生,河北省一个县评剧团的团长,不幸出了车祸,年纪不大就走了。老太太非常痛心,她不顾自己当时身体不好,让家人陪着花几百元钱打车前往那个县,她要最后见上朋友一面。在出事地点,她呼唤着死者的名字,老泪纵横。她还按乡村的老礼儿,给死者家人留下了份子钱,然后才返回北京。彻夜难眠的老人家,第二天拨通了我的电话。赵老师说:“这个评剧团团长是个大好人,好人走了应该留下念想不是?你知道,我没有文化,一肚子的话不知该怎么说。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你,就你合适。我想求你帮忙,我说你写,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我这心也就不那么堵得慌了……”我在电话里安慰了她几句,立即往她那儿赶。记得那是我在赵老师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说我记,老人家时不时地涌出眼泪来。后来,我代她执笔的文章,题目定作《留下念想》……

  赵丽蓉老师查出癌症住院期间,和他合作主演过电视剧《爱谁谁》的李雪健也想去医院看看她,得到的答复是:“别来了孩子,你们看见我难受,我见了你们也难受。”我们听老太太的话,没有去医院。送别老人家那天,我和雪健是第一批到达八宝山的。今天,赵丽蓉老师留给我的信,也寄托着我对她深深的“念想”。

  人在遭遇坎坷时,收到的每一封信都是带着温度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工作、生活都处在低谷期。我自觉落魄,很久不愿出门见人。正是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不禁心头一热:臧老亲笔书写了他的诗送给我。我默默地念着——万类人间重与轻,难凭高下作权衡。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

  拙作一绝,录赠培禹同志存念 臧克家

  我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夜里难眠,拿起笔,写下一首题为《寂寞》的短诗,那正是我当时处境、心境的写照。我从臧老的深厚情谊中获得了自信与坚强,我在诗的结尾写下这样两句——寂寞是一种情感,寂寞是一种尊严!

  臧老看到《北京晚报》登出了我的诗,很是为我走出命运的阴影而高兴。

  臧老住院后,我接到过他的夫人郑曼的信,告知我臧老近况,“所幸头脑还不糊涂,但常用字好多写不上来了。谨告,勿念。……”这信使我更加想念臧老,1999年新春佳节,多少年来从不大给朋友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图案旁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想不到,我竟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臧老在信中亲切地说:

  “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

  这是我得到的臧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今天展读,仍禁不住涌出泪来……

  信,无非一个信封、几页纸笺,但有时你与某人的书信来往,会带给你信件之外的意义。

  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时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是1975年。给我改稿编稿的《北京日报》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我和老方通信颇多。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样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工作内容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的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一封封旧日书信使我浮想联翩。最长的一封信,是作家陈祖芬的。她对我初学写作的一篇报告文学,逐段逐句地进行点评,帮我分析文中主人公的“了不起”之处和性格特点,连标题制作也提出建议,谆谆教诲当时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我,如何从新闻写作向文学创作转变,这信当十分珍贵。我还保留着我的大学、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班主任老师的信件,每每读起,便依然能感到老师们那殷殷的目光……至于家书、情书,相信读者朋友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珍藏,都会比我的经历更精彩。

  信札承载着的人生,哪里是那个须臾不离身的手机所能替代的啊!遥望窗外,也是“月满西楼”。可是,“云中谁寄锦书来”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