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沫若、周杨一向没什么好感，不过，他们主编的《红旗歌谣》，却给我一种比较特别的亲切感。

　　小学有两篇课文要求背诵，琅琅上口，背起来很容易，至今还能记得全文。

　　一篇叫《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背这课文的直接后果，一段时间内，好多同学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来上一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当然，女同学一般不会。

　　女同学喜欢的是另一篇《唱得幸福落满坡》：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

　　东坡唱起人民公社，西坡唱起银水河，河水淙淙流不断，东坡西坡长稻禾。

　　高坡青松叶不落，低坡红花果树多，前坡蜜桃后坡梨，千重万迭金银坡。

　　金坡银坡八宝坡，羊群滚滚似银河，牧童站在银河岸，手扬鞭梢口唱歌。

　　田坡林坡花果坡，绿草青青牛满坡，南山坡上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

　　那时还没推广普通话，因而大多同学用方言朗诵。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早自修时，一位女生开始读了，别的同学很快应和，不消多久，成了全班同学的会心唱和。

　　学唱《唱得幸福落满坡》是初中的事。她是学校每周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演唱者是另一平行班的女生，这叫我班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孩子很是不满，男生也一反以往作派，大为半边天鸣不平。有人出了个主意，自己搞文艺演出。这提议立即受到一致赞同。当天下午两节活动课，我们教室歌声不断，开场是《唱得幸福落满坡》，压台还是《唱得幸福落满坡》，只不过开头是女生一个接一个的独唱，最后为女生小合唱，观众的我们，摇头晃脑跟着伴唱。

　　教室门口窗外，净是别班同学，令我们自豪不已。

　　三年后，文革兴起。收拾家中封资修准备付诸一炷时，发现一本红封面的《红旗歌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郭沫若、周扬主编。当时街上大字报或报纸，都有批判这书的文章。郭沫若那会儿似乎没出什么大事，好像只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了个检讨而已；而周扬，作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的“二阎王”，可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奇，我细细地翻读开了，没想到，里面不仅有《我来了》，还有《唱得幸福落满坡》，顿时，莫名地感动起来。可这种感动还不足以抵御对阎王的恐惧，终于，踌躇再三，一烧了之。

　　文革中为什么批判《红旗歌谣》，可想而知。十年后周扬又成了红人，可这本书似乎仍然不曾受到赞美，原因极其明白，大跃进的产物。

　　现在，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同于浮夸风，把所谓的十七年当作浮夸风贯穿始终的年代。有人甚至把那个时代说成人间地狱，当时的人似乎全活在水火之中。换句话说，那时毫无幸福可言，怎可能“唱得幸福落满坡”？

　　我是活生生存在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好像应该比只从某些所谓资料上的结论中得出结论的人更有发言权吧？

　　无可否认，十七年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确实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人与事。然而，哪个时代，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是十全十美的？

　　对于大的方面，小老百姓一个，没什么发言权。作为过来人，总可以有点感性认识吧。

　　那个时候，我与我周围的普通人，究竟是否真有幸福感？

　　举一个老是盘旋在自己脑子里不能忘怀的例子吧。

　　1963年冬，学校组织去下方桥参观。当时那里没有公路，只能坐船。太阳出来了，波光粼粼，湖水一眼望不到边，同学们没有理由不开怀欢笑。不知是哪一位开的头，触景生情唱开了“让我们荡起了双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船行一个多小时，一路湖水一路歌。我们的歌声引起了别班的共鸣，这便展开了一场没有输赢的赛歌会。《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此起彼落，唱得最欢的还是《唱得幸福落满坡》，她是许多班的保留节目，张口即来的那种。

　　试想，苦不堪言，能如此开怀地歌唱幸福吗？

　　信不信，当时船上起码80%的学生家庭出身都有问题。

　　幸不幸福，永远是自己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待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