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地名还是慎重的好随笔

时间:2021-08-31

  几年前,朋友王小山路过开封,兴奋地给我发短信:“你知道我正路过哪里吗?陈留收费站!你们河南太有文化了。”他当然不是为一个收费站开心,而是这位三国迷踏入了曹操起兵之地,也是汉献帝即位前封王的地方,顿时有时空穿越之喜。

改地名还是慎重的好随笔

  中国的历史文明非常悠久,留下太多典籍和故事,而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小时候家住濮阳,这是个古老地名,战国时期就有的名字。濮阳城外有座小村庄叫戚城,20年后我才知道,威城是春秋时期卫国的重要城邑,是孔夫子带弟子住过的地方。一座小小的村庄,竟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名字仍沿用至今。这不是文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曾到濮阳游历,这位历史学者对我掉书袋,什么郑卫之风、桑间濮上、城濮之战、澶渊之盟、八都牌坊,都娓娓道来,甚至连郑板桥当过县令的范县、孙二娘开过店的十字坡、因柳下惠得名的柳屯、出过户部尚书的户部寨等小地名,都能讲出个来龙去脉,让我对家乡陡生几分骄傲。这些动辄千百年历史的地名,并非只是地名那么简单,其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使其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迁而割裂,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几千年文明能够延续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有专家提出慎重改名,地名要让人记得住乡愁,我深有同感。保持地名的延续性,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做法。当然,随着朝代变迁,地名时常会发生变化,有时变化还很大,但那要么发生在历史的早期,要么改名归于失败,流传至今的,自身已带有约定俗成的文化属性,很难想象再去更改一遍了。

  乱改地名,王莽堪称“鼻祖”,这位迷信的僭越者将未央宫改为王路堂,把颍川、河南、洛阳等古雅的地方改为六队郡,将曲周改为直周,有些地方被改到最后连他都记不起名字了。王莽政权被推翻之后,那些古怪的地名也恢复了原状。

  在历史上,地名的更改往往是因为避皇帝讳、疆域的扩张、行政区划调整等。大规模改地名的时候并不多见,但也是有的。地名不是不能改,但要尊重历史,新地名要有文化味。把汝南郡改成驻马店,把陕州改成三门峡,舍兰陵而取枣庄,把正定、获鹿改为石家庄,新旧名字的好坏,相信读者心中有数。

  旅游热是各地改名的一大原因,湖南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云南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徽州改为黄山,襄樊改为襄阳,荆沙改为荆州,都是这一风潮的产物。改襄阳、荆州尚属“拨乱反正”(把襄阳、樊城合成襄樊、荆州、沙市合并成荆沙),改香格里拉和张家界未见更好,把徽州改成黄山,舍朱熹、胡适故里,而取一座山名,可能就遮蔽了名满天下的微商文化。

  地名的更改,只是时代大变迁的一小部分,大量古地名的消失,是令人痛心的现实。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数据,自1986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约六万个乡镇名字、四十多万个村名被遗弃,永远地躺在了故纸堆里。城市的大拆大建“功绩”也不小,2013年民政部资料显示,1980年到2003年,北京消失的胡同地名近40%,连崇文、宣武这样古雅的名字,都一夜之间踪迹不见。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由于地名的消失而中断,正是文化消亡的一部分。

  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很久以前就呼吁慎改地名,他认为地名是中国的历史坐标,离开了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就无法准确复原,国家民族和家族个人的记忆就会断裂消失。应该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改名需要尊重历史和民意,乱改地名不仅为当下添乱,也会令后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