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在村里的小学上二年级。我家住村东头，同学建华住村西头。虽然同属于一个村子，但东头、西头已俨然被纵贯南北的公路劈成了穷人区和富人区。东头的大多种地，西头的则跑运输做生意的多。那年的秋天，建华的爸爸刚从杭州回来，给他买了一个塑料软皮的铅笔盒，铅笔盒是蓝色的，上面印着黑猫警长的图案，更令我们惊叹的是铅笔盒的顶盖里层还有一排插铅笔的皮圈，插满铅笔之后就像一梭子子弹。而我们的铅笔盒则是一个个长满锈斑的铁盒子。上课时，建华喜欢不停地打开、合上铅笔盒，盒盖上的两个小磁铁故意发出傲慢的响声。课间更有许多同学跑来围观，而建华斜靠着墙，笑嘻嘻地给大家介绍这款新式铅笔盒的各种功能。而我正坐他同桌，课桌中间划了一道深深的“三八线”，就像村里纵贯南北的公路一样，我的铁皮铅笔盒在他的新款铅笔盒面前黯然失色了，强大的虚荣心烧灼了我的眼睛：我也要买一个。

　　下午放学，母亲正坐在床沿缝棉袄，还没到喂猪的时候，猪圈里的猪早已饿得“哼哼”直叫，院子里的那只老母鸡因为刚下了只蛋，正在院子里撒娇地“咯咯”乱叫，毫不谦虚地向着主人炫耀着自己的功劳。我慢慢地蹭到床边，手中摆弄着棉袄的袖子，鼓足了勇气说：“妈，我想买个铅笔盒。”

　　“没钱。”母亲斩钉截铁地应道，然后用牙狠狠地咬断了那根黑色线头。

　　我还是站在床边，双手摆弄着那件不知被缝补了多次的黑色棉袄。我不会耍赖，只是用渴盼的眼睛望着母亲。

　　“等过年时卖了猪再给你买吧！”母亲叹了口气。母亲没上过学，但是她有一个传统而又朴素的观念：在孩子教育方面絕对不能不舍得花钱。

　　我不懂事地摇了摇头，建华的那蓝色的、印有黑猫警长图案的铅笔盒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抵挡不住它的诱惑力。

　　“明天是二十八马楼集，家里还有十几个鸡蛋，你要是想要铅笔盒的话，就自己卖了鸡蛋去买吧！”母亲像是为难我，又像是在考验我，我是一个生性腼腆的人，她很难相信她的儿子会挎着篮子卖鸡蛋。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出乎她意料。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珍贵的微笑。

　　集市在邻村，离我们家只有一里地。那时的乡村土路上“叮铃”响的只有“凤凰牌”自行车，我想这也是母亲放胆让我自己去卖鸡蛋的原因吧！

　　一早起来，母亲就将鸡蛋准备好了。竹篮底下铺着一层麦秸，十五个鸡蛋整齐地躺在上面。鸡蛋上有一层浅浅的白霜，还有两枚鸡蛋上粘着黑红的血迹和几根细弱的鸡毛。平时不舍得吃、两只母鸡下的蛋全在这里了。

　　“一个鸡蛋三毛，十五个鸡蛋该多少钱啊？”母亲在故意考验着我。我蹲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用我刚学过的乘法计算着。算对了价格，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并投以赞许的目光。我挎起篮子，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大门槛。

　　秋风凛冽，有太阳，但很微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我穿过几条巷子，爬了一道坡，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哗啦啦”地流着浅蓝色的水。我兴奋又激动，早已顾及不上羞涩与寒冷了。

　　到了马楼集，穿越了鞋市，鞋市两边站着十几个卖球鞋的人，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穿越了菜市，村西头的豁子媳妇正吆喝着她家的新鲜菠菜；穿越了牲口市，一群牛羊旁边站着几个黑衣壮汉，一个衣袖上血迹斑驳，正面红耳赤地讨价还价。终于来到了鸡蛋市，几十个卖鸡蛋的老太婆小媳妇已早我一步，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几个老太婆干脆带来了马扎坐着。她们各自身前都摆着一筐筐红皮的、白皮的鸡蛋，无论筐子大小，几乎都是满满当当的。挤在她们中间，我的十五个鸡蛋少得可怜。我随便找个空地，放下篮子，不知所措地站着。

　　我不会像其他老婆婆、小媳妇一样大声吆喝，只是静默地站着、蹲着、坐着，渴盼着有个买主能够一口气买完我的十五个鸡蛋。今天的行情并不太好，就连我旁边的最会吆喝的老婆婆也没卖出几斤鸡蛋。秋风卷着黄土泼洒着整个集市，一张废报纸打着旋儿从我的脸前飞过，昏沉的太阳吃力地爬过了乡政府的旗杆顶。我一个鸡蛋也没卖出去，买鸡蛋的人一个个从我身前走过，甚至没有一个过来询价的，他们只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然后留下一句感慨：“这孩子真行，这么小就来卖鸡蛋。”几个鸡蛋贩子蹲在鸡蛋市旁边，抽着烟，有说有笑，他们在等着这些卖鸡蛋的，等这些老太婆、小媳妇没耐心了，嫌冷了，就低价收购。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我那不争气的鼻涕流了出来，乡下人称之为“二龙吐须”。我渐渐失去耐心，一个包着头巾、裹着小脚的老太婆朝我颤悠悠地颠过来。风迎着她吹，她的身体摇摆，仿佛能把她吹起来，卷到天上去。

　　“小孩，你这鸡蛋多少钱一个？”老太婆咕哝着细而沙哑的声音。

　　“三毛钱一个。”我欣喜若狂，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便宜点儿卖吗？”老太婆颇为懂行地拿着鸡蛋对着太阳照，她并没正眼瞧我一眼，而是比较挑剔地逐个检查着我篮子里的鸡蛋。

　　“不能再便宜了，俺妈让俺卖三毛。”我紧张、害怕，唯恐错过了这位买主，声音略显几分颤抖。

　　老太婆从干瘪的嘴里露出微笑，对付我这种小孩她有着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她说我的鸡蛋小，还说我的鸡蛋是隔年的老蛋，是沾着血污的脏蛋。我信以为真，真以为这蛋是马楼集上最差劲的蛋。我羞愧，竟然拿着一个个“坏蛋”去卖好蛋的价钱。

　　正当我准备以两毛的整数卖给她的时候，一个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眼镜的老者走了过来，真是越是怕见熟人越是碰见最熟的人——这正是我的老师王怀志，王老师挎着篮子直奔我的摊位。

　　“王彬，”王老师叫着我的名字，好奇地问，“你怎么来卖鸡蛋了，你家大人呢？”

　　我满面赤红，眼眶里挂满了泪水，期期艾艾、语无伦次地说明了原由。王老师毫不犹豫地出了四毛钱一个的价格全部收购了我的鸡蛋，而这也打破了当天马楼集鸡蛋价的最高纪录。王老师从怀里掏出手绢，一层层解开，将一张张纸币捻开，我不知是怎样从王老师手中接过那六张一元的纸币的。

　　王老师让我在集上喝碗粥再回家，我不舍。拿着那六元巨款，掌心出汗，心跳加速。我呆呆地看着王老师将一个个鸡蛋拾进他的篮筐。王老师边捡鸡蛋边夸我的鸡蛋好，而周围的老婆婆、小媳妇们则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王老师，希望他能再慷慨一点，也买下他们的鸡蛋。王老师拍拍手，自言自语道：“不买了，买够了，随吃随买。”

　　我挎着篮子一路小跑离开了鸡蛋市，手拿六元钱，感觉我无所不能，但我什么也没买，包括那蓝色的印有黑猫警长图案的铅笔盒。我朦朦胧胧意识到，这六元钱不一般，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花掉。

　　后来，王老师经常在班里表扬我，夸我懂事。上次回家，我专门去看望王老师，他精神矍铄，头上戴着一顶新的鸭舌帽，我则提着一箱包装精美的笨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