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衣着打扮常常不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标志，往往还是他的社会代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葛织品。丝织品总称为“帛”，分类细，种类多，如绫、罗、绸、缎、锦、纨、绡、绢、缟、素、缣、绮等，这些只有统治者才能穿。因此，宋代诗人张俞在《蚕妇》中写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般平民百姓只能穿麻布和葛布衣，所以“布衣”就成了平民庶人的代称。后来一般读书人在没有入仕之前，也称为“布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

　　李商隐在《杂纂》中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因为“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的服装，仆人是最下层的苦力，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正如后来哪怕到了民国，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还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上等人、读书人是穿长衫坐着慢慢喝酒的。唯有孔乙己是身穿长衫站着喝酒。鲁迅先生正是从服装与身份的落差上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已尴尬的社会地位。

　　古代服装的颜色与一个人的地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

　　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黄色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土地的颜色，着黄色意味着占有土地，是天下的统治者。所以古代只有帝王才能着黄衣，于是黄衣就成了帝王的代称。皇帝所用之物也常着以“黄”字，如皇帝的龙袍叫黄袍，皇帝颁发的文告叫黄榜。唐朝较为特殊，宫廷里品位高的宦官也可以穿黄衣，所以“黄衣”有时是宦官的代称。如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提到的“黄衣使者”。

　　官吏的服色以“品”而定，一般而言，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紫衣，四品着深红色衣，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官职本是六品下，但因是散官，地位等同于九品下，是官阶的最低一级，只能着浅青官服。《琵琶行》结句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着一“青”字，突出了官卑职微之意，流露出沦落天涯、郁郁不得志的无限伤感之情。

　　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规定，可见古代平民的服装是不能施彩的，未仕者皆穿白衣，故“白衣”成为没有功名的平民的代称。

　　古诗文中还常见以下关于衣着的名词：朱衣，古代帝王夏季的服装。朱紫，因四品、五品的官服都是绯红和紫色，故以朱紫代表封建官僚。乌衣，三国时士兵穿的黑色服装。赫衣，封建社会里囚犯的服装。古代让犯有死罪的人穿上没有领子、不镶边的赫色衣服来代替死刑，以后，赫衣就成了囚衣。锦衣，是瑰丽多彩、花纹精致古雅的丝织品服装。在古代只有高官厚禄的人才能穿上，所以“锦衣”常指做了大官。“衣锦还乡”是说做了大官回乡炫耀。

　　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黄袍”、“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以及“大红大紫”等词语的用法上，就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種纹饰。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

　　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

　　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粉米等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

　　据说明朝德庆侯廖永忠，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了很多功劳，只因其僭用龙凤花纹，因而被处以极刑（《明史·廖永忠传》）。十二章的制度后来虽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这是基本上不变的。从至尊天子到七品芝麻官，他们从服饰上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而平民则只准穿布衣，不可有纹饰，更不准用十二章纹样。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地位身份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可随便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