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往往蕴含着成长的契机

　　她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站在会议室的前面，“记住，这儿我说了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否则，我会让你生活得很难受！”

　　这个强权的发言者是我们的新校长，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全体教职工大会，也是她走马上任的日子。

　　从上任的那天起，她就在酝酿着一些变化。先是有经验的教师被解职了，换成了校长的亲信；再后来一个身体有残疾的老教师被调到楼上的教室上课。当那名老教师向校长申请调回原来的教室时，校长一句冷冰冰的“忘了它吧”就把她挡了回去。校长的一系列举动使得老师们抱怨纷纷，面对这样一个暴戾的领导，初出茅庐的我决定少说话多做事。

　　在我工作的第二年，年轻、脆弱、不愿坚持自己看法的我不幸成了校长与教师矛盾激化的牺牲品。校长开始成心刁难我。首先，没有任何缘由地把我调到了一个挨着闹市区的嘈杂的教室上课。当我向她反映家长们抗议嘈杂的环境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时，她厉声呵斥：“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家长那边最好给我搞定，否则……”

　　她还经常当着同事的面讽刺我，“你难道就不能好好做事吗？”“你还是个裹着尿布的小毛孩儿！”“别空想啦！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梦想家！”她从来不会错过任何可以羞辱我的机会。

　　工作第三年，我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我上课的地点是一个由储藏室改成的教室，没有窗户和火警逃生设备，空间狭小，散发着令人压抑的气味。校长偶尔会到我的教室视察，胡乱地记些东西，每当我想倾听她意见的时候，她总会轻蔑地瞅我一眼。尽管每次她给我的工作能力评定为“合格”，但是她从未和我交流过，只是哼道：“在这儿签个名。”我知道，即使我做得再好，在她眼里也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三年之后，我的健康状况变得很糟糕。我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人也越来越抑郁。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的时候，思想上都有一个大疙瘩——又要去面对那个“怪物”。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了一线希望。我读到了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话，“除非你自己愿意，否则你不是任何人的牺牲品。”我认识到我应该学会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抱怨现状。我虽然无法控制她对我的行为，但是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

　　我参加了一个学习有效交际策略的培训班。在那里我了解到了：恃强凌弱者往往是心存恐惧、没有安全感的胆小鬼。同时，我学会了在谈话中使用非对抗性用语，比如在谈话的时候以“在我看来”这样的用语开始。

　　然后我开始筹划，打算找一天和校长面对面地谈谈。

　　首先，我试探校长那天的情绪，如果我发现她心情不怎么好，不适宜面谈时，我就给她留个便条，跟她约个时间。同时，我鼓起勇气向我们的工会代表征求意见。她建议我把三年来校长对我的所作所为整理成文字形式的备忘录，如果校长同意跟我谈谈时，我一定要坚持必须要有第三者在场。另外，工会代表还送给我一本小册子，上面记载着我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热心的同事们还和我组成了同盟，为我出谋划策——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以积极、自立的思维方式取代消极态度，譬如说，“与其把遇到的问题看成是挫折，不如把它们当作挑战。”“这种遭遇里往往蕴含着成长的契机。”当这些信念被灌输进我的头脑里，并被我多次强调之后，它们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另外，我还认真读了讲述如何与难缠的人打交道的书籍，从中学到了一些技巧，例如，“为了自己勇敢地站出来，昂首挺立，迎着对方的目光；花点儿时间去了解那个人。”

　　终于，我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和校长面对面地交谈，当我提起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胡桃夹子》中那位领舞的精彩表演时，我惊奇地发现了校长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她并不是一无是处，而且，我们还有共同之处——都喜欢芭蕾舞，并且看过同样的表演。我开始改变对她的看法，而她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很多。

　　渐渐地，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校长也开始花时间倾听我的想法和建议，和我坦诚交流，而不再是一见面就呵斥和揶揄。一天，在现场观摩了我的写作课之后，她由衷地称赞我的课堂教学很有新意。尽管我和校长永远都成不了朋友，但是那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

　　两年后，一个更好的学校向我发出了邀请，在经过考虑之后我选择了离开。然而，我从不后悔选择了第一所学校，因为我是在那里成熟起来的，学会了重要的一课：面对困境，退缩、逃避都于事无补，要努力、积极地证明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