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里开残代会，同行的代表当中有位和我一样的听障女子。当肢残人代表主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的弱点便暴露了——他们语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标准普通话口型，我木讷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话。而她却应对从容，交谈显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着摇摇头：“我不需要看口型，他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耳后的长发，原来，她植入了电子耳蜗。

　　见我感兴趣，她给我讲了自己的康复故事。她1岁多时因注射抗生素导致双耳听力下降，之后，她配上助听器学说话。到了12岁时，情况更糟，佩戴最大功率的助听器都没有帮助，束手无策的父亲只好带她去北京寻找康复的希望。

　　一家权威医院的大夫告诉了他们植入电子耳蜗的利弊：如果手术成功，患儿听力将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装电子耳蜗不仅费用昂贵，并且风险较大，一旦失败，听力会比手术前还糟。没人敢保证手术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失败，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孩子原有的一点儿听力也会丧失。很多家长不敢冒那个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手术。唯有她的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签下了手术协议书。

　　靠着植入的电子耳蜗，她像正常人一样顺利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还考取了驾照。她说自己很幸运，当时父亲选择给她冒险做耳蜗植入术也是万不得已——再大的声音也激不起她一点儿听觉反应，反正都是最坏的状况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她的话，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还有残存的听力，她的父亲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了，她的命运，可能也像我们这些中、重度的听障人一样，至今仍挣扎在难以与人正常沟通的苦恼中。

　　有一位亲友，几年前在一家企业做文员，单位效益差，工资低，但却是一份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他也一度考虑过辞职，却怕再也找不到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失去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单位改制，他们那个终年难以赢利、总拖公司后腿的部门被精减下来。拿到一笔工龄买断金后，他成了没有单位的自由人。

　　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两天闷酒后，最后决定豁出去——用那笔买断金购进了一些器材，做起了代销五金器材和埋线、走线的生意。没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他当年在单位一个月的工资。闲聊时，他说：“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减员风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开始创业。”

　　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当我们陷入最糟糕的状况中时，肯定会生出伤感、烦恼、无助等灰色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请振作精神，因为可能正是这个负极点，逼着你不得不改变思维和习惯，从一个崭新的起点出发，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找到另一种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