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最小的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哥哥差15岁，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劳动改造，甚至被关在牛棚。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低人一等，需要夹着尾巴生活。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排成一行当面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在西北大学专修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2004年的7月30号，我在家中接到二哥从兰州打来的电话，说老爷子住院了。我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安排了当晚节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飞机场。在机场等着登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父亲。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依然洪亮，他说：“没事儿！别听你哥说，我就是有点感冒，估计是肠胃感冒。没问题，过两天就好了，没那么严重。”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医院静养，好好检查一下。您等我回来。”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一生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刚把手机打开，电话就打了进来。“到了吗？赶紧的，老爷子不行了。”电话那头慌张地说着。我不敢相信地回应道：“开玩笑！我上飞机前还在和老头说话呢，怎么可能呢？！”那边说：“你赶紧来吧！已经昏迷了好几次了！”中川机场离兰州市区有七十多公里，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9点了。走进病房，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双目紧闭，微微开启的双唇透着绛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贴近父亲的耳朵说：“爸，我回来了，您放心，没问题的。”父亲没有回应。旁边的医生说了句：“已经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父亲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仿佛是在告诉我，他知道我回来了。医生们很快开始组织抢救，20分钟后，父亲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试图忍住悲伤，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现实。但一分钟，也就熬过了那最初的一分钟，我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我从省人民医院的二楼病房冲下来，跑到院子中间的一个花坛旁，蹲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号啕大哭起来。男人哭起来有的时候会很难听。我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有没有那么难听地哭过，反正在兰州那个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