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在词典中并不是一个可爱的词汇，它喻示着软弱与失败。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宁死不屈、精忠报国的仁人志士，而对举起双手竖起白旗的人嗤之以鼻。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看问题角度不同，结果便不尽相同。投降也要看使用的主体，比如为政客所用，暂时的妥协便不失为一种策略，是政治家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手段，非有宽广的心胸和隐忍的气度不能做到。政治与战争一样，没有对错，只论输赢。成者王败者寇，讲的是终极效果，看谁笑到最后。这是“家”的风范，而不是“士”的做派。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王苻洪便是如此，他靠着三次投降，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从一个占山为王的草寇，一跃成为风云际会的强者，为苻氏家族开创了无限风光的帝王基业。前秦帝国最终扫六和而定中原，谱写了氐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苻洪（285—350），字广世，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人，先祖“世为西戎酋长”（《晋书》），也算出身贵族之家。苻洪原本姓蒲，姓氏的来历很有意思，邻居见他家中池塘生有大量蒲草（“池中蒲生”），便“谓之蒲家”，于是“因以为氏”。苻洪降生时，赶上连天雨，当时有民谣唱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于是起名为洪。蒲洪改姓苻姓，是他靠着三次投降，羽翼渐丰之后，以谶文有“草付应王”（以上均见《晋书》）的字样，改姓苻氏。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噱头，和汉高祖“斩白蛇”、大泽乡“陈胜王”一样，在为自己称帝做些舆论上的准备，以便名正言顺，天下归心。

　　生逢乱世，让苻洪练就了极其灵活处世之道。苻洪的灵活，在他一生三次投降的经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次投降，背景不同，效果如一：第一次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第二次是尝到了甜头，欣然接受；第三次虽然在形式上属于被逼无奈，但却有了驾轻就熟的老道。三次投降，每次都让他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每次的结果都是平步青云，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识时务者为俊杰，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苻洪的灵活与敏锐、隐忍与大度，以及他对理想的坚持、对未来大业的执着。

　　但凡能成就霸业的，大都有着胸宽广的心胸。苻洪自小性格大度，颇有心计，长大后更是“好施”而“多权略”，很有王者风范，并且“骁武善骑射”（《晋书》），是个文武全才的主儿，因而“群氐畏服之”（《通鉴》），在当地得威信很高。民风彪悍、能征善战是氐族人的共性，精骑善射并不稀奇。苻洪的特别之处，则更多体现在“好施”与“多权略”上，他靠“好施”起家，又靠“多权略”最终成事。

　　乱世出英雄，然而英雄的出世绝非偶然，机会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强者。晋末丧乱，五胡涌驻中原，群豪并起，战乱频仍。苻洪“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晋书》），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为山大王。然而终究只是草莽，并无多大实力，匈奴刘曜出兵陇右，苻洪便归附了前赵。这一次的投降，使他完成了草寇向正规军的身份转换，被刘曜封为“率义侯”。如果说这次投降并非出于他本意的话（族人蒲光、蒲突等人的逼迫和劝说起了绝对作用），那么接下来的两次投降，苻洪便像吃到甜头般，做的得心应手了。

　　刘曜被后赵石虎打败后，苻洪退至陇山（地处宁夏南部）一带，石虎来攻，苻洪见势不妙，便毫不犹豫的缴械投降。石虎高兴之余，封其为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晋书》），进入后赵权力中枢。乱世要靠实力说话，苻洪能在后赵立足，并深得石虎器重，这都得益于他敏锐的政治头脑。他曾向石虎建议“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就是把关中有本事的人，以及羌胡各族势力迁到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内），这样一来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稳固京师，壮大后赵实力；二是可以有效牵制边远的羌胡力量。简单的一句话，却能看出苻洪的目光如炬，以及对时局的敏感。于是石虎委任苻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让他具体督办此事。后来苻洪战功显赫，又被封为西平郡公，他的部下被赐封关内侯爵位的便有二千来人，苻洪成了关内领侯将，权倾一时，成为后赵的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