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年中央电视台惟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人事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钉钉,一切都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