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经过4年的贬谪生涯，重回开封，升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选精明强干的人做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范仲淹的条陈和欧阳修的建议，一度被宋仁宗采纳并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可是，保守势力借“朋党”之说在朝中大造舆论，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罢免革新派的职位。欧阳修被这些狭隘小人的阴谋伎俩激怒了，他连夜奋笔疾书，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这就是尖锐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据的《朋党论》。

　　遗憾的是，不管欧阳修的陈词多么恳切、说理多么充分、罗列的事实多么有说服力，宋仁宗还是一道圣旨，罢免了杜衍、范仲淹等4名革新派官员的官职，“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势。

　　守旧派将矛头对准欧阳修，伪造了所谓的“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