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