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上述体制矛盾上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各级政府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把他们与城里人公平对待，并逐步从体制环节上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以下建议:

　　首先，均衡配置教育资源。要正确认识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政府对于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工的正常的服务。政府应着力解决导致教育领域受教育权利事实上不平等的体制性问题，取消二元户籍制度所强加的受教育界限，取消教育赞助费等其他不合理的收费制度，保证流动劳动力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并为其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注重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内部效益，必须建立严格的教师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和合理的学校设置制度。

　　其次，是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是在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换取了近些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当我们看到农民工的子女大量失学，而在一部分城市却盲目地提出教育已经现代化的口号，把大量投资用于提高城市教育的硬件设施，使城里人的后代和农民的后代文化素质的差距日益扩大。这不仅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而且会拉大我国的城乡差距，引发长期的社会矛盾。因此，应允许在城市里专门解决农民工子女基本教育的民办学校存在，不能以降低城市教育水准为借口关闭这些学校，使大量农民工子女失学。对农民工子女应放宽就学准入，减少甚至取消部分入学就读程序，畅通人员流通，尤其是加强民工子女教育引进的绿色通道，在民工子女的就学、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消除体制障碍，改善地区、城乡关系，进一步放宽农民工子女来杭就读的准入条件，切实做好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民工在城务工减少后顾之忧。